多元文化，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不仅是一个关键词，同时也是一个最具欺诈性的关键词，它以所谓的宽容、包容、共存等想像性的解释，试图建构起一个文化的乌有之乡。这个词的普遍流行，是缘于一个时代越缺乏什么就要越凸显什么的文化心理，它和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所谓的“多元文化”从来就没有成为现实而只是一个话语存在。在世界范围内，是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文化的统治和控制，是强势文化在支配着世界文化的走向并掌握着设计未来文化蓝图的权力。弱势文化的无奈、无助和无辜的处境，几乎就是不能改写的。在中国，市场经济形成以来，“多元文化”被认为将不期而遇，更有甚者，他们认为今天的文化已经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格局。这种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在没有被揭穿之前，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在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统治一切的时候，文化的领地已经被瓜分完毕，商业性霸权构成了今天文化和文学的要义。凡与此不能建立关系的文化与文学，就被排斥在这个天下的界限之外。在中国，那些表达工人群体生活、农民生活以及其他底层生活的写作等，就是处在“第三世界”的境遇中。这些文学不止是“边缘化”，而是全部被淹没，文学的“第三世界”彻底地沦陷了。这是一个消费文化或“中产文化”的时代，这些文化轻而易举地不战自胜。低俗的文化消费者对狂欢刺激的追求和附庸风雅的中产阶层对优雅闲适的追求一样，都是他们对身份和姿态的刻意装点。就其内心需要而言，优越的身份对中产阶层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再关心潜心投入的刺激和装点门面之外的任何事物。因此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什么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表达包括工人群体和广大农民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也就是“文学的第三世界”显然已不再被关注。这一状况不仅在中国，在欧洲、美洲同样存在，这是又一种“全球化”的表征。这个“全球化”比以美国推行的强势文化为代表的“全球化”还要可怕：它不仅将世界划分为等级并重新安排秩序，而且将这种等级和秩序具体化并落实到弱势群体的头上。如果说弱小国家需要依靠强大国的承认才能有出头之日的话，那么，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否也需要被中产文化或文化消费市场承认？这种“承认的政治”在今天不是已经被摧毁，而是正在大行其道，这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信誉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我们不能不关注这一不平等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它背后隐含着不加掩饰的文化政治和市场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控制。事实上，西方知识左翼早已发现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威廉斯在40多年前完成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就对文学和文化政治以及文化精英主义颇有微词，他理想中的文化不是由少数精英建构的，“文化”这个词的内涵和边界是不断扩大的，它不仅包括文化精英建构的知识，同时也指涉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行为等实践活动。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参与、创造建构的。威廉斯注意到，在英国社会，对文化的论述从来都是从统治阶级出发，以统治阶级、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中心来讨论的。工人等边缘群体的文化则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这种文化阶级论是不正确的。因此他反对任何利用文化观念来贬抑社会主义、民主、劳工阶层或大众教育。这就是《文化与社会》的写作动机和用心所在。 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生活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反映工人等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当然，当代中国工人的写作并不完全是工人群体的经验，尤其不全部是工人情感或心灵经验，他们写作的时代局限和其他写作没有任何区别。但那个时期工人写作起码没有像现在这样凋零和完全被遗忘。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提及包括工人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缘于“文学第三世界”的重新崛起。在90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刚刚萌发的时代，是一群热血青年以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极大警觉和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和重视。他们继承了无产阶级文学合理内容，倡导对底层生活和民众的关注。但这一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之命运是可以想像的，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事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青年们倡导的文学观念已经被部分作家所实践。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集中表达了“文学第三世界”的再次复兴。 新世纪初始，王安忆发表了长篇小说《富萍》，这是一个“外乡人”潜入上海的生活传记。繁华富丽自以为是的上海生活并没有动摇这个“异质”的外乡人，富萍以底层人的坚忍、质朴，生活在上海最底层但也是最坚实的内核中。上海可能改变了这个底层人的面貌但却不能使她屈从。从王琦瑶到富萍，显示了王安忆对底层和现实生活关怀的人文精神和文学情怀；林白的《说吧，房间》，出版于90年代中期，它当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这与那个时代的时尚不无关系。但200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了这部小说却引起了读者和部分批评家的迟到的关注。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女编辑莫名“下岗”投诉无门的故事，她的命运和“下岗女工”如出一辙。没有人告知她为什么下岗，那些都在“说的房间”都词不达意事不关己。这个下岗女人的生活可以想像地彻底破产了。《妇女闲聊录》以“仿真”的方式书写了当下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农村处在前现代与现代的夹缝中，他们浑然、懵懂又乐在其中。从本质上说，那些偏远的乡村生活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摩罗的《六道悲伤》还原了一个时代农村的真实生活，对曾经有过并仍在发生或持续的农村生活给予了令人震惊的呈现；刘庆邦《平原上的歌谣》以温暖与平和再现了困难时期平原上的苦难，他对中国乡村文化的理解有不凡的见识。曹征路的《那儿》是最近发表的一部正面反映国企改革的力作。它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趋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着朱主席的命运，可能这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