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编辑家楼适夷先生早期的编辑活动发轫于三十年代初期。抗战时期，他代理茅盾主编《文艺阵地》近二年，这是他成为著名编辑的重要台阶。《文艺阵地》的编辑、印刷、发行情况极为复杂，它是现代中国非常时期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是抗战时期，生存寿命最长、影响最广、内容上乘、最受读者欢迎的全国性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在主编茅盾的背后，有着多少人的艰辛耕耘，他们无怨无悔、默默奉献、守望相助，演绎一曲抗战文艺的同心歌。楼适夷是其中出色的一位。 2005年4月，正值楼适夷先生百年诞辰，笔者发掘他当年的有关书信，重叙他编辑生涯中一段难忘的“阵地”战，以示纪念。 楼适夷先生（1905—2001）原名锡春，曾用笔名楼建南，浙江余姚人。钱庄学徒出身，最早在《创造日》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28年入上海艺术大学，参加太阳社。1929年留学日本，修俄罗斯文学。发表于《拓荒者》上的小说《盐场》是著名的早期左翼小说。 1931年回国后，在上海，他曾参与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文学导报》和《文艺新闻》等报刊。如果，这是他最早的编辑生涯，那么，1933年的被捕，使这样的生活状况戛然而止。在狱中他翻译了高尔基的《在人间》等作品，至1937年出狱。 抗战期间，他曾在福建、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文化救亡工作，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参加《抗战文艺》初期的编辑工作，并与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合编《少年先锋》月刊等。这时，他仍对“编辑”这个职业有兴趣和追求。当时，在内地有一批知识分子从事着与抗战有关的新闻、编辑、出版工作，这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谋生的手段。楼适夷对“编辑”职业有他的追求，1938年8月他南下到广州，这时，他就有独立主编刊物的抱负，然而，时代的风雨不能如愿他的理想，另一个机遇却与他迎面相撞。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当他逃出虎口，千辛万苦地辗转来到香港，其它事做不成，便开始了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的工作，并继茅盾之后代理主编。那年他33岁。 楼适夷代理主编《文艺阵地》的阶段，是他施展编辑才华的重要阶段。因为，他遇到的不是一般的困难，不是一般的考验，而是处在非常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在香港这块“孤岛”，和上海这块“孤岛”之间牵起的一根丝带，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然而，他们坚持了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从笔者发现当年楼适夷给先父孔另境的信件中，有四封是非常具体的商谈有关《文艺阵地》的编务、印务、发行等工作的情况。这些信件的留存于世，弥足珍贵。为我们了解当时办刊的艰辛和曲折困难，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史实依据，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代理主编心路历程的一角。 当年，孔另境继配合其姐夫茅盾主编《文艺阵地》的工作之后，继续与楼适夷合作，在“孤岛”的上海演绎着出版史上的奇迹，创造了一个艰难困苦条件下两地合作办刊的先例。 《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集创作、评论、翻译的大型文艺刊物。它的编辑、印刷、发行的复杂情况，可以称作中国现代出版史之最。在主编们和同道的努力下，《文艺阵地》成了抗战时期寿命最长、影响最广、内容上乘、最受读者欢迎的全国性重要的文艺刊物。 茅盾的开创之功不容抹杀，而保持并延续之功更具挑战性。这也是需要单独撰文：代理主编楼适夷对《文艺阵地》贡献的意义所在。 一 从广州到香港 1938年9月，楼适夷是从粤汉铁路南下的。他为什么离开当时还很热闹的全国抗战“中心”武汉，来到已多次遭受敌机轰炸的广州，应该是有原因的。有意思的是，初到广州的楼适夷，看到这座城市的状况“大出意外”。他在写给老舍和蓬子的信中说： “（广州）市容的壮丽和道路的整洁只有上海租界可比。我于上月十日晨四时余，在这遭过几十次大轰炸之黄沙车站下车，驱车投宿，途中几不见轰炸痕迹，大出臆想。达旅舍仰眠片刻，警报声如鬼哭，起身走避，竟见行人熙熙攘攘，毫无异状，小贩依然高声叫卖，商店也门庭若市。” 他心中惊异，前一天市区刚刚被狂炸，死伤有百余人之多。虽然在街上能看到一堆堆的瓦砾，一截截的颓垣，“但颓垣与瓦砾之旁，依然热闹如故，营业如故，甚至游宴如故”。在每天有三四次警报的情况下，抗敌运动仍显得热烈而紧张，接连有献金周，慰劳信周，搞得轰轰烈烈。 他感慨道：“广东精神，真可欣慕”。 当时，老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席，楼适夷是该会的理事，他写信报告近一个月在广州考察文艺团体，尤其是出版物的“抗敌”情况。这份材料殊可宝贵，这里暂不探究。（注：见适夷：《文艺工作者在广州》，刊《抗战文艺》2卷6期（1938年10月15日）。） 当时，他还关注香港的文化动态，对《文艺阵地》在广州的发行情况有所了解，在信中，他说：“文阵此间见到八期，茅盾在港，尚未见过，常通信”。还说：“本来我还应该顺便报告一点香港的情形，但我还没有去香港，（不日打算去一次）现将（耳）闻略摭一二。” “……香港集中了好些文化人，学校和报馆的新创和迁来，使这里渐渐兴盛了文化的耕垦，《星岛日报》一天四大张，这么厚厚的一叠报纸，是久矣乎未见的盛况了，《大公报》也在八一三复刊，《申报》也出了香港版，以大众为对象的《立报》虽迁港以后颇受困难，但精神依然勃勃。《星岛日报》的副刊《星云》由戴望舒主编，甚热闹有生气，《大公报》副刊《文艺》，萧乾主编，文艺通信甚多，唯编排得总老实一点，大概是京派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