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言 21世纪的世界里，鲁迅有没有必要再读下去？鲁迅在现实里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过时了吧！在这样的话语横行着的近年，作为还是把鲁迅当做活生生的教材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徒，笔者现在重新对韩国的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加以整理并评析，感怀特甚。 今年（2005年）是东亚的伟大的文学灵魂鲁迅诞辰124周年，但又是把他的名字介绍到韩国来的85周年，其作品《狂人日记》最初翻译成韩文出版的78周年（注：鲁迅这个名字第一次介绍到韩国是在1920年，韩国的梁白华把日人青木正儿写的《以胡适为中心打漩的文学革命》翻译成韩文，在韩国的《开辟》杂志1920年11月号分四次连载。这篇文章里有介绍小说家鲁迅与《狂人日记》的部分。韩人柳树人1925年春得到鲁迅的允许把《狂人日记》翻译成韩文，1927年8月在汉城的《东光》杂志发表。）。尤其是《狂人日记》的韩译文（柳树人译）是鲁迅的作品里第一次由外国人翻译成外语在国外发表的（注：根据日本学者小野忍的《西方各国看鲁迅》，可知在西方最初翻译的鲁迅小说是1926年8月由敬隐渔用法语翻译，《欧洲》上发表的《阿Q正传》。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梁社乾用英文翻译的《阿Q正传》。这两本翻译文都是由中国人完成的。1925年苏联的王希礼也把鲁迅的作品作翻译，但在1929年才出版发行，参见金时俊《光复以前鲁迅文学在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第11号，第170页。），所以特别更值得一提。 韩国对鲁迅作品的翻译研究是从1920年代开始的。在韩国谈鲁迅研究历史之源，不得不和日本并论。在东亚世界里对鲁迅的介绍与接受，除了鲁迅的母国中国之外，韩国与日本几乎是同步开始的。但是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前半在翻译与研究上，日本大为发展，韩国则停留于偶尔介绍或者研究的局面。其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寻找：首先由于一个国家是殖民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国家是被殖民的已经丧失主权的国家，所以培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才方面有根本条件上的天壤之差；其次由于鲁迅曾留学于日本7年，和日本的几个学校与不少地方有非凡常的因缘，也和多数日本人结交，《鲁迅日记》里登场的日人超过二百余人（注：见《日本的鲁迅研究》，金世中，《中国现代文学》第6号（1992），P.210，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刊。），但和韩国的直接缘分较为薄弱，与鲁迅来往者只有流亡中国参加抗日活动的韩国人6人。（注：鲁迅没有直接来过韩半岛，直接和鲁迅来往或者交换书信的韩国人也寥寥无几，就是李又观、吴相淳、柳树人、金九经、申彦俊、李陆史等六位而已。如果加上听鲁迅演讲的人，那么至少可以增加一位丁来东。）最后因为日帝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把鲁迅的著作列于禁止书目之内，不准介绍与研究，所以翻译与研究活动被中断了。如此看来，韩国对鲁迅的接受与研究，好像不能活泼地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土壤与共鸣程度、接收的热情也一样薄弱。 1945年日帝投降，韩国得到光复了。 光复后，在韩国一时复活了鲁迅作品翻译与介绍活动，但是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以后在极烈的反共政策与反共风气之下，鲁迅著作翻译与研究工作不能活泼地进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军事法西斯统治与财阀独占的局面之下，虽然收到经济急速成长效果，但是权力与企业勾结，权钱交易，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深化，贫富悬殊，一般民众处于惨酷而黑暗的情况，腐败蔓延等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鲁迅的作品首先得到读中文的一些年轻学生与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这班人多站在从鲁迅文学思想、社会实践中借鉴而打开韩国现实黑暗局面的立场，不顾违反禁忌，猛烈开展了介绍与研究工作。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在世界史上发生大变动，这对鲁迅研究的社会需求方面，虽然给予一些消极影响，但是韩国的鲁迅研究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研究数量与质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最近几年里研究鲁迅的论文不断登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等各种学报，而且韩国学者的研究专著与中日学者等的鲁迅专著的翻译书，以及各种鲁迅作品的翻译书，不断出现。 在下面顺次叙述翻译与研究史的分期，各时期的翻译情况，各时期各方面的研究情况（包括基本的研究情况、中外研究成果的介绍情况、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鲁迅的情况等），主要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与动向，然后简单提出课题与展望。但是因为把韩国85年的鲁迅研究历史在简单的这篇文章里作一番整理并加以评析，并不容易，加上笔者的阅读能力也有限，恐怕不能避免一些遗漏与偏见，所以本文只能把研究史的大概情况顺便加以整理概括，加上一些评析，以供学界参考而已。 二 翻译、研究史的分期 1920年到现为止，韩国对鲁迅介绍、翻译、研究的历史已经有85年。韩国的鲁迅研究，几经曲折，已经达到了蓬勃发展的地步。 1920年代初，殖民地韩国的本地人对鲁迅作品的具体反应的资料，现在很难找到。只有当时已经流亡到中国东北地区定居的韩国人中学生柳树人读鲁迅《狂人日记》以后感动得“几乎发狂”的资料。他以为鲁迅先生“不仅写了中国的狂人，也写了朝鲜的狂人”，以后鲁迅就成了他们“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人”。（注：见李政文《鲁迅在朝鲜》，《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第34页。）这位柳树人在1925年访问鲁迅先生，商量把《狂人日记》译成朝鲜文的事，1927年在韩国发表，韩国读者由此对鲁迅慢慢有了认识了。后来鲁迅的几篇小说也慢慢译成韩文。不过，部分提及鲁迅名字与作品的文章，偶尔出现，但算作“鲁迅研究”水平的文章并不多，只能举出丁来东1931年写的《鲁迅和他的作品》与李陆史1936年写的《鲁迅论》两篇。朝鲜记者申彦俊采访鲁迅后，于1934年发表的《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新东亚》），不能算是研究，只是采访的记事而已。1937年中日战争以后，有关中国的书籍完全成了禁书，对鲁迅的翻译与研究也随之完全不见了。由此看，我们可以把从1920年到1937年的时期称为“鲁迅研究的黎明期”，把从1937年中日战争以后到1945年光复的时期称为“鲁迅研究的黑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