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不少研究者所不得不承认的,“80后”是先进入市场,再进入文坛的(注:此说法最早是批评家白烨提出的,白烨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80后”似乎“进入了市场,还没有引入文坛”。此后许多媒体报道和学术文章转载引用。参见白烨、张萍:《崛起之后:关于“80后”的答问》,《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如果从韩寒的《三重门》算起,“80后”大举进入市场是在2000年,而他们大规模地进入文坛则在2004年。标志性事件主要有这样几个:5月,东方出版中心推出《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马原任主编并作序;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苹果树中文原创网络”策划编辑的《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号称是“80后实力写手”的“集体出场”,白烨作序;8月到10月期间,《花城》、《小说界》、《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纯文学期刊集中刊登“80后”作家作品(注:《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希望”栏目发表张悦然的《右手能干的事有很多》(短篇);《花城》“从花城出发”栏目2004年第4期发表李傻傻的《红×》(长篇),2004年第5期发表张悦然的《谁杀死了五月》(短篇)、《吉诺的跳马》(短篇);《小说界》2004年第5期在“80后小说”专辑发表徐斯的《几乎被拯救》(长篇),张悦然的《红鞋》、《谁杀死了五月》(短篇);《青年文学》2004年第9期头条发表张悦然的《夜房间》(中篇)。)。随后,学术界也召开了以“80后”为主题的首次较大规模的研讨会,一些“核心期刊”集中发表关于“80后”的评论文章(注:2004年11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承办了“走近80后”学术研讨会。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正式直面并回应80后写作现象;《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等“核心期刊”集中推出有关“80后”创作的研究文章。)。 “80后”进军文坛打的一面最鲜明的旗帜是以“实力派”对抗“偶像派”,然而难以否认的是,恰恰是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偶像派”雄霸市场的“实力”,迫使一批著名批评家、重要文学期刊编辑认真正视“80后”写作群体的“实力”。那一本本动辄上百万的畅销书,以及青春文学图书“占据文学图书市场百分之十,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整体份额旗鼓相当、分庭抗礼”的惊人数据,深深震动了文坛(注:此数据来自白烨引用的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调查数据,见白烨、张萍:《崛起之后:关于“80后”的答问》,《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据笔者掌握的该公司2004年底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从2001年到2004年的中外文学畅销书作者榜首书数量排序中,郭敬明与韩寒分别以5本和3本居第一(并列)和第三(并列)。)。甚至,那个庞大的青春消费市场“相对完整封闭的供需自我循环”的状况还让他们感到失去命名权的焦虑(注:参阅《五大文学评论家作客新浪谈文学现状》,新浪网2004年7月27日。http://book.news.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4—07—27/3/88969.shtml)。如果我们说“80后”写作挟市场之威叩击文坛恐不为过。 在“80后”由市场进军文坛的进程中,张悦然的“发展”是最令人瞩目的。在2004年一年中,张悦然不仅是“80后”作家中出书最多的一位(共四本: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小说集《十爱》、图文集《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图文长篇小说《红鞋》,2005年1月又推出长篇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也是最受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称赞、支持的一位。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标志“80后”被主流文坛接纳的期刊领域,张悦然也是最全面开花的一位,上述几家期刊几乎同时在重要栏目、专题推出了她的六篇小说,其中,《谁杀死了五月》花落两家,《花城》、《小说界》同期发表,而在此之前三个月该作品已出现在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作品集《十爱》里。《小说界》当作短篇发表的《红鞋》,其实也正是三个月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图文长篇《红鞋》的文字稿。 是什么原因促动这些著名文学期刊一窝蜂地争发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的作品,甚至不惜打破最基本的刊发原则?张悦然如何从“新概念作家”被打造为“玉女作家”又转而为“文坛新秀”?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对张悦然的解读、称道和“引导”是否存在着误读、盲视,乃至遮蔽和误导?这样的引导对张悦然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她又如何应对?从张悦然的“发展”个案,我们可以看到“80后”作家的写作趋向,及其与文坛和市场的关系。 一 张悦然虽以“新概念作家”出身(注:张悦然是2001年第三届大赛A组一等奖的获得者。),却因“玉女作家”而走红。2004年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以“金牌畅销书”的规格推出张悦然的首部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在此之前,该社成功推出了“金童”郭敬明的《幻城》(2003年1月)和《梦里花落知多少》(2003年11月),创造了销量过百万的神话。“玉女”张悦然是继“金童”郭敬明之后的春风社看好的第二位签约作家。 打出“玉女”的称号是为了与“金童”配对,但“80后玉女作家”又太容易让人联想起“70后美女作家”了,曾因出版《上海宝贝》被严肃处罚的春风社对此尤其敏感。在为张悦然戴上“玉女”桂冠之时,该社的负责人便对媒体着意强调“玉女”与“美女”的区别:“玉非等闲之物,世间少有。张悦然的美有目共睹,但是‘玉女’不简单等同于‘美女’,纯净的心灵、超人的才华才是‘玉女’的真实含义。‘玉女’靠实力说话,用作品征服读者。我们希望她能以《樱桃之远》为新起点,不懈努力,成为中国文坛的至宝。”(注:《“玉女”张悦然〈樱桃之远〉成热点》,中华读书网,2004年2月24日。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0—02—24/2004—02—240015.html)在春风社的定位中,“玉女作家”仍然是美的,但是“玉女”的美是一种冰清玉洁之美,与“性”、“身体写作”无关。同时,“玉女”也是“才女”,是前途无量的文学新秀。也就是说,“玉女作家”既有“偶像派”的魅力,又有“实力派”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