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的创作总是不大符合男性世界的规范，任何一个小说流派都很难将她们的创作轻而易举地进行归类。林徽因也是。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论说京派小说创作特点时，显然没把林徽因作为典型的京派小说作家看待。作者在该章节末尾说：“京派的文学开放性，以及对平民生活式样的重视，在林徽因这种名门闺秀型的文人身上都体现得分外鲜明。《模影零篇》所含的《钟绿》、《吉公》、《文珍》、《绣绣》诸篇，寄托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由命运不佳的人们身上反转到自身，而感悟到年华易逝，美的短暂。”[1]（P319—320）这里所提到的《模影零篇》显然不属于“与乡村世界对立的”“都市人生”的“叙述总体”。其中，有以“常”观“变”，也有以“变”观“常”；对乡村和都市，均既有迷恋也有拒斥。结合林徽因的其他小说，我们认为，其小说创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组合，她不追求这种男性世界所要求的历史文化的目的性、整合性，而以其独特性、个别性、边缘性与男性作家的创作相区别。与其说这些小说是以乡村中国的叙述眼光打量都市人生，不如说这些小说超越于城乡两个世界之上。 一 写小说对林徽因来说，或许可称之为“例外”，而正是这“例外”表现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张爱玲曾说：“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林徽因的小说似乎也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特别是在《钟绿》中，作者通过钟绿对都市现代工业文明的拒斥，表达她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拒斥。但细读之，它似乎并没有真的把乡村当作人物的最后归宿。不错，这篇小说抨击了现代工业文明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空幻和虚假，也歌颂了乡村中国的恬静和优美，但是，人物最后竟不死在乡村，也不死在都市，而是死在象征着永远漂流的帆船上。而且作者特别交代：“关于这一点，我始终疑心这个场面，多少有点钟绿自己的安排，并不见得完全出于偶然。”[2]（P173）准确地说，钟绿的生命线，不在都市也不在乡村，而在二者之间。钟绿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如他自己所说：“我夜里总找回一些矛盾的微笑回到屋里。”[2]（P167）可以说，钟绿是现代都市的精魂，也是现代都市的最后一个精魂，之后，现代都市再也不会有这么灵魂与肉体完美结合、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模型了。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对和谐、完美的乡村生活的悼亡，不如说是对和谐、完美的都市生活的悼亡，虽然和谐、完美的都市生活与和谐、完美的乡村生活都是虚拟的。在林徽因的其他小说里，都市特别是新兴大都市，并不都是堕落的，令人幻灭的，相反，它充满希望，充满诱惑。《九十九度中》、《文珍》和《吉公》等，都表现出这一点。 林徽因小说充满着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确实有平民倾向，但并不单纯保持在这一层面上。其不像沈从文小说那样一味回眸过去，拒绝现在，而是从现实的都市生活中寻找人性的复杂度，努力把自己对人生“特殊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学”的基础建立在现实的都市社会生活之上。因此其小说既可以以“常”观“变”，窥视新兴都市人性的荒漠和堕落，也可以以“变”观“常”，窥视古老都市人性的沉落和停滞。在这方面，《九十九度中》也许是最值得注意的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作家既表达对下层受苦人深刻的人道关怀与同情，也刻绘其麻木与愚昧；既对日益腐化、堕落的都市生活表示质疑，也为都市人在如流众生中掌握不住自己命运而悲哀；一方面饭店挑夫在九十九度的高温下急急忙忙为张家送饭，一方面几个人力车夫为谁与谁的几块钱欠款而打架；一方面堕落男人在不断地看女人、玩女人，一方面在热闹、阔绰的祝寿场面中，张家老太太反而被唤起了凄凉的人生记忆：“老太太颤巍巍地喘息着，继续维持着她的寿命。杂乱模糊的记忆在脑子里浮沉。兰兰七岁的那年……送阿旭到上海医病的那年真热……生四宝的时候在湖南，于是生育，病痛，兵乱，行旅，婚娶，没秩序，没规则地纷纷在她记忆下掀动。”“这又是谁的声音？这样大！老太太睁开打磕睡的眼，看一个浓装的妇人对她鞠躬问好。刘太太，——谁又是刘太太，真是的！”[2]（P157）一切都那么亲近，又那么遥远，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在一片热闹的祝寿声中，张家老太太真实的人的身份反被遮蔽了。她只是一个招牌，一面道具：有人在欢乐，有人在死亡；老年人在被利用，青年人在苦苦挣扎，而小孩子又在不断地憧憬。这就是人的生活，现代人的生活！显然，这里林徽因并非要通过这种简单的对比排列，来揭露什么社会人间的不公平。作家最想说的是：现实人生就是这么杂乱无章而不可理喻。如《钟绿》中所喟叹的那样：“今天和明天的事多半是不相连续的多；本来现实本身就是一串不一定能连续而连续起来的荒诞。”[2]（P170）《九十九度中》就是要表现人生的这种错厄与怪诞。这篇小说显然超越了一般的乡村视角，也超越了一般的都市视角，因此而成为“最有现代性”的作品。 二 作为女性文学，林徽因小说既坚持了女性立场，又超越了女性立场。 首先，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里被幽闭、被边缘化、不被尊重与理解的悲辛命运给以深刻、细致的表现。《钟绿》中，作者极力把钟绿塑造成女性美的典型，她是“古典的钟绿”，也是“现代的钟绿”。然而，无论如何她都免不掉“红颜薄命”的命运。作家对钟绿的悼亡就是对自古以来所有“红颜薄命”女性的悼亡。其他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九十九度中》中，琼，一个自然、健康、活泼的女孩子，偏偏在年轻的时候就死去，而且“已经死了这六七年，谁也没有再提起过她”。“活泼、美丽、健硕，全幻灭在死的幕后，时间一样的向前，计量着死的实在。像今天这样，偶尔地回忆就算是证实琼有过活泼生命的唯一的证据。”[2]（P155）《文珍》中文环被芳少爷撩拨得爱心开了花，但在当时那个男权社会、封建大家族里结不成果。她惟一的命运是惨死，惟一的选择是跳井（“井”在近现当代文学中，几乎成为女性被幽闭、被边缘化的符号，其叙事功能是多方面的，悠远的。如《红楼梦》中金钏儿的跳井，《妻妾成群》中陈佐千家几代姨太太的被投井，等等）。好多小说中都写到女子死后只能变成鬼，这篇小说连这一点恐怖的梦幻色彩也抹去了，只剩下了死，“白死”。死者死了，而那个引诱的人依然故我，他好象从来就没有犯过罪。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只有与文环同处境、同身世的文珍才记着她，同情她。文珍正是为了避免再有文环那种被幽闭、被边缘化的命运，所以，才毅然决然地断绝对纨绔子弟的幻想，而偷偷与一个“革命党”逃走。《绣绣》中，绣绣的母亲也被男权中心社会逼得发疯、发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