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收获》 刘晓南 本期《收获》中最具震撼力的小说是旅美作家王瑞芸的中篇《姑父》。这篇小说有如一记重拳，穿过时间的河流，重重地击中了我们，向我们展示了生活的炼狱如何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和信仰，如何让高贵沦丧，令亲情避让，使一切价值倾覆无存。它深入刻画了一个在极左年代里无辜遭受摧残的姑父形象，二十年的牢狱之灾使一个曾经充满朝气、梦想和魅力的英俊青年变成了自私、懦弱、委琐的神经质老头，即使出狱后，他也依然无法从梦魇中醒来，继续自顾自地生活在那无边的心灵黑暗之中，再也无缘享受任何阳光下的温暖。在这个不幸的人物身上负载了太多时代悲剧，仿佛一个极端年代的烙印，提醒我们历史并未走远，记忆不应磨灭。特别是那个意味深长的结尾，更令人唏嘘与感喟：“那一年，我正好也是二十五岁，意气风发，前程似锦，以为一个世界都是自己的。”一句话将我们从那个历史语境中抛到一个永恒的时间长河中，做下了一个令人心惊齿冷的问题：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像姑父那样呢？ 这是一篇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笔一划都中规中矩，仿佛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在本世纪的复活。若用以时下批评标准来衡量，小说难免有笔法老旧之嫌。小说写得很单纯，却有一种单纯之美，其精准、扎实的写实力量深深震动了读者。小说作者久居海外，研究的是西方现代艺术，却选择了最保守最经典的写实笔法来进行小说创作，的确有些耐人寻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进入引起了小说界一系列的叙事革命，传统现实主义写法不但被驱下了神坛，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实际逐出了学院派建构的“纯文学”领域。时髦的叙事方式着实令人兴奋了一阵，但某些只讲究包装而忽视了针脚的做法也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这篇延续了八十年代“伤痕”与“反思”脉络的小说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或许可以引起我们对守成与出新、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一些重新思考。 于晓威的短篇《圆形精灵》是一篇颇有灵性的小说。与《姑父》的精雕细刻、力透纸背不同，这篇小说轻灵洒脱，饶有趣味。作者虚构了一枚铜板的时间旅行，蜻蜓点水般地叙述了它在人间历险的历史：货币的使用价值随时间的流逝而日渐衰减，货币交换的偶然性昭示了命运的荒诞。最有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期，用这枚一钱不值的铜板做的毽子却令一个小女孩丢了性命。在那个时代荒谬的价值逻辑中，人们竟然会把国库里的两分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小说融合了传奇、笔记、史料、报道、议论等多种文本，通过颇具意味的拼贴组合在一起，举重若轻地探讨了时代人的“魔症”，似乎超出了一个短篇的思想容量。这种写作方式使小说跳脱了叙事的框架，具有某种跨文体的特色。卡尔维诺认为现代小说应该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件、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是一种“繁复”的文本。我以为这篇小说正体现了这种追求。尽管论坛其他成员也指出小说在“实现上还不到家”，例如富有传奇色彩的前半部分不够“原创”，叙述语调有些“沉不住气”，我依然认为这篇小说值得推荐，因为它为当代中国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借鉴和参考。 苏童的短篇《西瓜船》保持了苏童作为当代小说名家既有的水准，弥漫着动人的温情。小说以西瓜船杀人事件引起的风波来反映城乡关系，可谓小中见大。被害人福三的瞎眼老母亲到城里找自家的西瓜船，在冲突双方仇恨和误解交汇的时刻，这几乎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然而，随着陪老太太找船的自发队伍的不断壮大，城里人原有的冷漠逐渐被融化。临别时老太太在船上向众人道谢磕头、却因眼盲而磕错了方向这一细节，将乡下人的善良忠厚一笔画出，简练而精到。结尾目送老人顺流而下的情景将小说的情感推向了高潮，一时间恩仇尽泯，平添了许多回味和感动。应该说，这是一篇没有什么闪失的小说，也许是它太周正，在苏童的创作系列里，反而显得有些淡了。如果再挑剔一些，苏童在这篇小说里也依然重复着以往的叙述模式：以那些植根在男性潜意识里没来由突然爆发的暴力行为来引发一场小说叙事转折。当华彩的语言不再成为苏童的风格标志后，这似乎成了所存不多的苏童印记之一。倘若作者能打破这种写作惯性，或许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贾平凹的长篇《秦腔》本期只刊载了一半，从现有文字来看，这篇小说堪称贾平凹近年的一部力作。有关点评待下期整部刊完后作出。 《收获》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 王瑞芸《姑父》（中篇） 于晓威《圆形精灵》（短篇） 看《十月》 王颖 刘庆邦的《卧底》（中篇）像一声压抑许久的闷雷从地底爆出，以赤裸裸的真实和黑漆漆的惨烈震惊了我们。 记者站的见习记者周水明为了尽快“转正”，自告奋勇去私人小煤窑“卧底”，却遭到比“包身工”更悲惨的奴隶待遇，生不如死。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地下魔窟”中发生，但小说并没有止于揭露惨境，而是藉此更深入地揭示了整个社会的恶劣生态：司站长的袖手旁观、公安局的敷衍了事、窑工们的彼此敌视与互相出卖，这些都使周水明原本希冀的救援变得遥不可及，而他本人的见利忘义、见风使舵更使其堕入心灵的深渊 在矿长的利诱下，他立刻打算将自持的正义感以5000元售出。让人看到，倘若有一丝可能，他也会立即蜕变成与矿长无异的食人血汗的蛆虫。作者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周水明塑造成一个孤胆英雄，而是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功利性和两面性，而这种功利性和两面性又有着充分的现实合理性。小说绝决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个社会普遍信奉的生存法则的可怕性，整个社会对正义力量的漠视，集成一张巨大的黑暗之网，为求自保，所有人都弃械投降欲先坐稳奴隶的位置不惜自相残杀。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不乏粗砺感的结尾：周水明的得救纯粹出于偶然，并不是来自任何人的良心发现；得救之后，不仅没有幻想中的苦尽甘来（他的采访和遭遇无人理睬、无人过问），甚至更遭辞退。至此，刘庆邦撤掉了最后一根通向光明的梯子，这种令人窒息的绝望，以及绝望之后的深深无奈，将读者抛置于无比荒凉冷漠的世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