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现代”的神话裹挟混合着政治、文化、人文以及个体的物质梦想，依次派生出发展、进步、启蒙还有自由与幸福等等词语，我们这个号称保守的农业民族，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由上述词语所构成的、而不容置疑的、诗一般激情洋溢的、新的“宏伟叙事”。在今天，这一诗性的叙述正夹带着日益合法化的关于财富、欲望和现代生活的奢侈梦想，像正在崛起着的摩天大楼、竞相扩展着的都市建设蓝图一样，推动着我们的时代不顾一切地飞速前行。可是，在这一诗性外表下所掩藏的某些个体的命运，却也不可避免地经历和承受着时代变革中的屈辱的眼泪、失去土地的茫然、背井离乡的苦痛、生存根基被动摇之后的心灵失衡。谁会关注和写下这一切？ ……也有人只是经历了漫长的白日梦 开始是苦难，结束也是苦难 列车的方向再度是命运的方向 这是杨克的《广州》一诗中的句子。它让我在熟视无睹中猛然看见，时代的列车是在怎样地碾压和支配着一个乡下青年的命运——他不能不茫然地屈从它的方向。它在南方，在那个制造着财富的神话和汇集着屈辱、梦幻、汗水和命运的方向。这青年朝着方向进发，不知道是等待他的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只是默默地倚靠在拥挤的车厢壁上，眼里闪着束手无措的呆滞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宛如一条被烘干了的沙丁鱼。 这是我们时代的千千万万个青年中的一个，空间的移动改变了他的生活和命运，也改变着我们这个国家。无数的个体汇成了潮水和泥石流，然而他们参与制造的经济学数字和GDP的神话却淹没和覆盖了这些卑贱的生命本身，遮蔽了他们灰尘下的悲欢离合和所思所想。 现在，有人要为他们书写这身世，书写这掩藏在狭小的工棚、闷热的车间、汗臭熏天的简易宿舍中的一切，书写他们内心的欢欣与痛苦，这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 我意识到，这篇短文将要讨论的是一些基本的甚至是“ABC”的问题，但因为这些作品的出现，这些问题再度变得重要起来，使我不得不冒着陷于浅陋的危险来谈论它们。 尽管我一直认为，诗歌只与心灵有关而与职业无关，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职业却连着命运，而命运正是诗歌的母体。历史上一切不朽和感人的写作，都与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们的时代尤其如此。当我们读到了太多无聊而充满自恋的、为“中产阶层趣味”所复制出来的分行文字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 “底层生存中的写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的倾向性、还有“时代的写作伦理”的庄严可怕的命题。从字面看，它大概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写底层，这恐怕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绝大部分作品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二是底层写，这个问题比较难以界定，究竟什么样的生存算作底层的生存？什么样的身份才符合一个“打工诗人”的标准？我注意到，像柳冬妩这样的诗人可以说“曾经是”一个“打工诗人”，但现在他是否还是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因此我想，写作者的身份固然是重要的，但也可以不那么重要，他只要是在真实地关注着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就可以了。 但我这里却不想仅仅从感情的层面上谈论一个伦理化的命题，因为那样可能会把问题简单化。底层的生存者并不仅仅是进城的“农民务工者”，在社会急剧分化的今天，农村的贫困家庭、城市失业者的生存状况并不比他们更好——如果是农村的生活状况可以维持的话，怎么还会有这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那么这些人的生存状况要不要书写？所以，问题还需要深入。我联想到“五四”新文学诞生之后不久出现的“乡土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乡土文学？在古代中国有“田园诗”，但是却没有“乡土文学”，这是颇为奇怪的，那时的田园未必总是好的，兵火之灾常常使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但那样的描写也还称不上是乡土文学。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民族整个的生存方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换言之，“文化”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动。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的诞生，正是基于两点：一是传统的生产与生存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动，因此文化的结构与价值形态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动，在这样的一个变动下，人作为存在物其命运——也即其悲剧性的诗意得以显现；二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意识的烛照，使得乡土生存的深渊状况被照亮了，否则，“从来如此”又有什么不好？知识分子把农人的苦难“解释了出来”。当资本的流向和工业化的进程阻断并破坏了传统的生存方式与伦理观念，在致使农民贫困化的同时，从土地上流离出来，这样便导致了乡土文学的诞生。在现今，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大量的农民或是出于对城市的向往，或是由于失去土地。由于贫困所迫，背井离乡涌向城市，这里表面上看是一个个体生活的空间位置的变化，但实际上却是意味中一种生存、伦理、价值和文化的巨变，这一切对于个体来说，除了解释为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以外，别无任何可能的解释，这正是诗意产生的时刻。 但这样的“诗意”未免太过宏伟了——它是历史性的，其不可抗拒性在于它是不可逾越的“历史代价”，马克思早就说过，历史前进的杠杆正是恶与欲望这样的东西，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理所当然地要以某些人的悲剧性命运作为代价。但这是政治家所思考的，19世纪欧洲的作家们并不清楚这些，或者他们对这个充满理性的估价并不感兴趣，巴尔扎克和斯汤达们对当年的“外省青年”（他们某种意义上和现今中国的一个“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不也很相似吗？）的命运的描写，和1830年代法国贵族被资产阶级打败的编年史一起，曾经意外地成为比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还有统计学家们的数字之合还要多的翔实记录，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书写了人、书写了个体生命、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命运，这样才留下了具有血肉的、而不是只有冷冰冰的文字叙述的历史。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的不朽之处正在于，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所谓“历史的进步”，相反而是这场所谓的进步中付出了失败、挫折和悲剧命运的那些人们。因此，如果说要有一个现今意义上的写作伦理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反历史”的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