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在报刊媒体将“80后”写作，将一些中产趣味写作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在“80后”写作与中产趣味写作赢得市场、大行其道的时候，却另有一种孤独而执拗的写作力量在用尽生存之力呼喊着敲打着文学之门。当我们读到一批被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冠之以“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的作品时，便仿佛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在这声音中，我们感受到了他们正从人们平时习以为常的“文学”领地之外带来一种新的文学。甚至我们连这样的奢望也似乎有些多余，因为他们所奋力敲打的，与其说是“文学之门”，实质上勿宁说是“生存之门”。 他们给“文学”带来了文学。这表明了另一种真实的多样性文学的可能性，也意味着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学空间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原来所呼唤和指实的“多样的文学”，大抵是囿限于一个整一的文坛、一个有着专业化的以创作文学为职事的中国文坛，所谓多样性不过是这个整一而专业化的文坛或文学内部的“多样性”。在此之外，我们便看不到多少文学存在了。新世纪以来，这个“文坛”的整一性受到了来自其外的群体性写作力量的挑战。首先是面对“80后”青春写作现象的来势不小，如若从这个具有专业化身份的文坛看去，有人便判断他们是“进入了市场，而没有进入文坛”。这个具有洞察力的鲜明而又模糊的表述其实在说明“80后”所没有进入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固定的、整一的文坛，成长中的“80后”的写作尽管有许多可商兑之处，但终归它被判定构成不了所谓的“文坛”哪怕只是其中的一角。而没有进入固有的主流文坛，还算进入了这现成的“文学”吗？显然要打折扣不少了。这里有着多么矛盾的态度！令人不可思议，也迫使正宗、主流的“文学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不管你怎样说法，“80后”在自己特定的“成长”位置上，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和市场之维创造着自己的“文学”之梦。 时代迅变真是令文坛猝不及防。而与“80后”青春写作这样的都市青春文学或校园文学宗旨完全不同的，一些以“进城务工”的所谓“农民工”青年写作者为代表的“打工诗歌”、“打工文学”，却连市场之梦也是没有的，他们的写作的确在试图撬开命运和生存的一点缝隙，却无缘靠写作赢得市场而成为市场的文学“雇佣劳动者”，因而很少有金钱的光顾，倒是特定的生存性直接地转化为了特定的精神性，一批裹着浓厚的生存真相和灵魂意涵的文学作品产生了。 然而我们的文学和文坛，这些年来不能不说对他们有很大的忽略，有时更以一种纯文学、高审美的眼光拒绝了他们。他们在文学更在文坛之外。但历史的真实是，他们无可置疑地应在文学之内。他们伴随着中国当代改革的新社会创业之潮而生，已积蓄了相当的时间和作品，在新世纪终于积聚成为一个你不能不面对他们瞪大双眼的文学群体。这是我们在读到曾经是打工者和打工诗人的柳冬妩所编的《中国打工诗选》，以及他所写的近期发表于《读书》杂志，以及《文艺争鸣》杂志上的阐释“打工诗歌”的文章之后才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我们陆续读到了一些这样的生存最前沿者写作的文学作品，想一想，在一个分工化过分的现代技术社会里的文学存在以及存在的文坛，一百多年前马克思说过的话仍然使我们警醒：“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 我们愿意称这种文学为“在生存中写作”。 毕竟，诸如“打工”这样的概念似乎更多地专指“农民工”，概念运用上有些“窄”。当然这只是概念形式运用意义上的“窄”，其实目前中国的农民工，据相关资料说大约有1亿多人口，已是一个相当于英法两国加在一起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看，又何“窄”之有？其实面对偌大的中国社会及其人群，每一个很“窄”的概念之下，都可以概括和潜藏着一个丰富的世界、一个很多很大的人口或生命存在。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那些以其“廉价劳力”的“边际效应”支撑和创造了新世纪中国经济崛起的亿万人群，之于中国的意义，是应给予高度评价的。他们的生存和人生，是真正的“中国化的人生”，只有中国及其广阔而一体化的时空与文化，才生存着这样巨大的流动、迁徙的人群，这样的人群也创造了他们的“中国”。然而我们愿意用“在生存中写作”来说明这种现象，指称这个群体的创作，主要的还在于这个词组更能从文学写作方式的意义去标明或凸显该类文学写作的特殊含义和性质。这不仅因为“打工诗歌”、“打工文学”有其确指地把意义定在“农民工”上，除农民工外，还有在写作方式上相似的如其它城市工人或其它在生存前沿坚持文学写作的现象，如内蒙古平庄矿区的工人写作等，而且，正由于强调了这是“在生存中”的“写作”，强调了这种写作更加逼近生存现场的意味，强调了“生存”对于这类创作实际的生活意义和实在的文学意义，强调了一个在生存现场打拼的“生存者”所能带给文学的全部奉献和局限，这种文学才会区别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坛的常规写作方式，所谓“作家”的写作方式，我们才得以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打量一个更大的文学或文坛的整体性存在。也许，从前我们会对此以“专业的”或“业余的”文学创作加以区隔，但今日看来，专业或业余的区隔显然有着现代性职业分工的陋见，也不无歧视性的意涵，因为“专业”永远不会是文学高尚或伟大的保证，而“业余”也完全可能回避生存的本真。还是让我们直面生存来说话吧。 人类的语言在构成思维、交际与表达时，同时也构成了意义的陷阱。“在生存中写作”同样也有着不少“词不达意”的局限。语言在这里会形成繁殖或生产语言的自身缠绕，总免不了越解释越多的循环怪圈。正如“生活”这个概念，平时人们说到要“深入生活”，另外一些人则辩到：你不就在生活中吗？怎么还有“深入”之说？“在生存中写作”也大类相似，人们会问：谁不在“生存”之中？难道还有一种不在生存之中的写作吗？应该说，这些追问有其存在的理由也挑战人的智力，其追求意义澄明的动向值得肯定。对此，我们要进一步限定和说明的是，这里强调的“在生存中写作”的“生存”是指那种在为衣、食、住等基本生存目标而奋争的人们的意义上的生存，或者说是第一生存，或者套用晚近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主题词语，是“活着”意义上的生存。生存（活着）跟生存（活着）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生存”不成问题的人们看来，“发展”是有别于“生存”的，他们可以在“休闲”中生存，可以在“资本”中生存，可以在“发展”中生存，可以在日常的“稳定”与“中产”状态中生存，更可以在“审美”或“艺术”中生存，在“写作中”生存，这些生存中当然也可能包含着“第一生存”的打拼内容，但毕竟很多时候，那些挣扎于“生存”第一要义的内容已不很重要，甚至可以用丰富的物质和优雅的精神加以“超越”了。然而这个时代，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之下，还有许许多多为着基本生存或第一生存而打拼而挣扎于困境的人们。尤其让我们深受触动的是，即使这样，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没有忘记文学。此时的文学是怎样的一种文学？就是一种“在生存中写作”的文学，这个概念强调了这样一种基本生存状态与文学写作胶结在一起的写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