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年代中期以来，“主旋律”小说创作崛起于文坛，一方面，它获得了国家体制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合乎公众愿望的对现实的想象。于是，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成为一个突出而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与文化现象（注：“主旋律”当然不仅表现在小说或文学领域，还呈现为影视剧、舞台剧、音乐、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主旋律”小说创作涵盖了各个题材领域，如乡土题材，代表作品为《分享艰难》（刘醒龙）、《风暴潮》、《福镇》、《大雪无乡》（关仁山）、《乡镇干部》、《年前年后》、《一县之长》、《多彩的乡村》（何申）等；企业改革题材（“大厂小说”），代表作品为《大厂》、《年底》（谈歌）、《车间主任》（张宏森）等；新改革题材，代表作品为《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天下财富》、《至高利益》（周梅森）、《省委书记》（陆天明）等；“反腐败”题材，代表作品为《抉择》、《十面埋伏》（张平）、《大雪无痕》、《苍天在上》（陆天明）、《绝对权力》、《国家讼诉》（周梅森）、《大法官》（张宏森）等；军事题材，代表作品为《突出重围》（柳建伟）、《我是太阳》（邓一光）、《走出硝烟的女神》（姜安）、《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DA师》（王维等）等。 但与此创作、接受热潮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代文学研究界和批评界对它极其冷漠，并没有做出及时、有效地回应。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热衷于人为“制造”文坛热点的批评界来说，对明显的现实存在的热点却视而不见，似乎有些奇怪。虽然也有零星的批评研究，却主要针对那些事实上并不典型的“主旋律”作家，如刘醒龙、邓一光等。虽然“主旋律”的代表性作家如周梅森、陆天明都曾是“纯文学”意义上的重要人物（注：周梅森在八十年代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发掘历史中的差异因素，重写历史，具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色彩，如《国觞》、《大捷》等。陆天明早期写过《桑那高地的太阳》、《木凸》等高度“纯文学”的作品。张宏森早期的《狂鸟》则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这部以具有叛逆色彩的学院青年生活为主题的小说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颇为近似。），“主旋律”的重要作品也大都发表在重要文学期刊上（如《收获》、《人民文学》），由重要的出版社发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获得国家级重要的文学奖项（如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却仍然不能改变、提升它们在主流文学界的地位。在文学场中，在“主旋律”作家赚取了足够多的世俗利益之后，却无法将它有效地兑换为象征资本。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文学界对文学的想象有关。 二元论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主流话语。在“新启蒙主义”的时代语境中，“主流”、“正统”的文学与“受压抑”的“自由”、“审美”的文学构成了二元对立。“纯文学”的神话被构造出来，在这种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叙述中，“政治性”、“意识形态”、“商业性”是文学的原罪，含有“非文学”、“反审美”的本性。于是，高度政治性的“纯文学”成为对“脱离政治”的“文学本体”的界定。 在“精英—通俗”的二元对立项中，“主旋律”文学类似于八十年代或之前的通俗文学。不过，在“官方—民间”这另一组二元对立中，通俗文学又往往被看作“民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官方”所压抑却无法整合的富于活力和反抗性的角色。所以，在八十年代以来对“通俗”文学的理解中，同时存在着两种“通俗”或“民间文化”：一种是肯定性的popular culture，另一种是否定性的mass culture。如从popular culture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并加以识别、定位，“通俗文学”就有可能获得地位的提升，与“纯文学”分享了“文学性”，至少是次一等的“纯文学”（注：对张恨水和金庸等人的研究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严家炎论金庸时，就强调了他与新文学传统的精神联系。见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那么，我们看到，在这种文学观中，“主旋律”文学只属于否定性意义上的“通俗”文学（mass culture），属于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机械复制的、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品位低下的文化商品，决不属于真正的民间性的通俗文学，因为它是“官方”的。它代表了双重的堕落（商业、庸俗的与官方的）。巨大的发行量、读者群与获奖只不过是这种堕落的证明。 这种文学价值观自然将“主旋律”文学置于一个难堪的位置。于是，在文学创作格局中，占有强势地位的“纯文学”倾向的写作，对不那么具有文学艺术的“超越性”的“主旋律”作品形成强有力的排斥与贬抑，使之成为一个身份暧昧的“他者”。在八十年代以来关于“自由的”、“主体性”的文学想象中，“主旋律”文学受到了双重的束缚：国家意识形态与市场，因而是高度“不自由”的，缺乏“主体性”的“非文学”。甚至在某种潜意识里，文学共同体已将它们逐入“十七年”或“文革”文学的行列，另外还要带上一重铜臭气息。 二 “纯文学”的意识形态在八十年代中期生成，而此前，一般的文学界并没有明确地要将自己与政治分离开的意识，在通常被描述为“伤痕”、“反思”、“改革”的文学阶段，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与同步。我们可以说，当时的文学鲜明地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国家文学的特征，也得到了国家体制多方面的支持，那时的文学几乎都可以被认为是“主旋律”的。文学在当时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其实，这种文学之所以能够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并非文学自身的力量。但那时的受宠却使文学界产生了一种自身强大的幻觉与自大的虚假自我意识。这也是促使它进一步追求自身“主体性”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