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的重量级诗人，艾青的地位和影响毋庸置疑，他除了在现代诗史上的创作贡献和影响外，对于当代诗坛主要是新时期以后的朦胧诗影响亦深。“朦胧诗”与“朦胧诗论争”作为新时期最重要的诗歌潮流和诗歌论争，也与艾青发生了分外密切的关联。除了本身所涉及的诗学观念、诗人立场之外，一般认为，论争似乎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战，或是在诗坛重新开始的“圈地运动”。然而，随着历史距离的拉长和论争所涉主要诗人（如艾青、北岛、黄翔等）在中国当代大陆诗坛的“谢幕”与“缺席”，除了权力作用之外的文化“代沟”和“代际”问题日益浮出水面。从年龄层面强调“代沟”，不仅显示文化的生理学意义，同时更显示文化的“代际”意义，也即社会学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代与代之间的趋同或差异往往会影响到文学思潮的发展进程，文化代沟所呈现出来的特有文化底色、诗人的心理构成和精神状态等将成为艺术形成与变革的一种因素，代沟的存在有时也会成为新一代进行前卫性、先锋性创作实验的阻力。事实上，“朦胧诗”的崛起，不仅是一个新的诗群以及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而更代表了一代人在历史舞台的崛起——他们作为“第三代群”（刘小枫语）或“第五代人”（李泽厚语）的崛起，（注：此处参见拙文《朦胧诗：一代人与一代诗的崛起》，《文艺评论》2003年第5期。另外关于代际的划分参见刘小枫《关于“五四”一代的社会学思考札记》（《读书》1969年第5期）和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471页）的著述。）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学与社会学的意义。尤其在“文革”之后，整个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朦胧诗人的“代际观念”更为强烈和自觉，以至于青年诗人一旦浮出地表，就立刻暴露出与中老年诗人的对立；而两代诗人之间的对立，亦是青年文化与中老年文化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新时期以后的“朦胧诗论争”集中表现了两代诗人与两种文化的矛盾，其中关于“读懂”与“读不懂”、“民族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诸问题不过都是论争中的文学表征而已。 同时，“代沟”具有双重性，其本身包含对峙和沟通两个层面。对峙往往是显性的，文学论争上的对立和交锋是其最直接的反映，而沟通却是隐性的，表现得更为复杂，它与对峙相背离又相呼应，既表现为两代人之间文学创作上的互相学习、借鉴和影响，也包括他们之间日常性的生活往来和情感沟通，这种两代人之间互相学习、互为影响的现象，可以视为两代人之间的文化“互喻”（注：此处所用的“互喻”只是一个词义的泛指，即指文化的“相互借喻”，并非如玛格丽特·米德所定义的仅指同代人之间互相学习的文化类型。）。在本文中，“互喻”是继承、反叛与创新的文学互动，它不仅有文化的“前喻”（晚辈向长辈学习）特征，也有文化的“后喻”（长辈向晚辈学习）特征，是两代人（或不同代人）之间互相学习的综合指称。文化影响中的互喻性说明了对峙背后隐含的文化沟通，这种沟通虽然隐性、潜在，甚至常常不为两代诗人自己承认，但却恰恰是任何论争中都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极其重要的问题。 “朦胧诗论争”新时期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文学论争，它使当代诗歌中很多问题表面化和尖锐化了，但是潜在层面，他们之间的诗学观念、诗歌技巧等又彼此联系、沟通。本文无意重述论争的历史全过程，而试图从朦胧诗人与老一代归来诗人之间的“代沟”入手，对“朦胧诗”崛起后的命运、原因以及论争背后的动力寻找一种新的解释。笔者不拟把两代诗人中的所有诗人都纳入论述范围，而主要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考察“朦胧诗论争”的来源，“代沟”在论争中的推动作用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选取艾青，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相比而言，艾青并非政治官员，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从诗歌的角度比较能体现出老一代诗人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影响；二是因为艾青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诗歌创作上对青年一代的突出影响；三是因为在实际的“朦胧诗论争”中，艾青作为老一代诗人的代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与青年诗人之间的对峙与沟通都非常明显且极具典型性。 历史的共时：两代人的归来与分化 从年龄角度看，新时期来临后，诗歌的重新复兴最初是由两代诗人即中老年一代诗人（简称老诗人）和青年一代诗人（简称青年诗人）共同承担的，他们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两股主要创作力量，而且构筑了新时期诗歌创作的两条主要流向——“归来的诗”和“朦胧诗”。从建国后一直到“文革”结束，老诗人与青年诗人几乎面临着大致相同的沉默、受难或被放逐的命运，他们共同成为“当代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到了“文革”，其诗歌大多只能生存在非公开的“地下”。可以说，两代人共同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时代遭遇，并在广义上有了“共患难”的个人命运。然而，在新时期变换了的历史语境与政治语境中，老诗人与青年诗人却呈现了几乎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和诗歌命运，他们各自所书写的“归来的歌”和“朦胧诗”也在创作主体发生变化的动力之下呈现了不同的美学旨向。如果说在“十七年”或“文革”时期两代诗人基于“共患难”的经验而在诗歌内容、抒情方式上表现出一种心理与感情上的“远程沟通”，那么，新时期后，他们非但没有因“共患难”而“同富贵”，反而在“度尽劫波”之后的重逢中更迅速地走向“分化”和“陌路”，正如北岛《彗星》诗中所言：“其实难以想象的/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在新时期整个时代的“平反”诉求和“拨乱反正”的历史逻辑中，无论是诗还是诗人，他们在短暂的“同路”之后，很快就分道扬镳了。正如艾青与北岛，在共同分享了从1976年到1980年（这期间历史前景和个人命运均尚不明朗）的忘年友谊之后，在朦胧诗的崛起和论争中突然转向“恩断义绝”。《彗星》一诗中“回来，或永远走开”的诗句道出的似乎正是两代人之间存在的一种普遍性“代沟”，他们在新时期一起“回来”，但是又很快各自“走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