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胡也频应国民党机关党报《中央日报》主笔彭学沛之聘，主编《中央日报·红与黑》文艺副刊（丁玲、沈从文在旁给予一定“携助”）[1]，并与沈从文、丁玲积极筹备红黑出版社及《红黑》《人间》月刊的出版计划。翌年1月10日《红黑》月刊、1月20日《人间》月刊由红黑出版社正式推向新文艺消费市场。这个过程在胡也频、沈从文那里被描述为实践其同人文学理想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延续行为：“……我们想在一种持久的整个的进行中，把我们的对文学见解与读者连合一种坚固的友谊，……故筹备一种月刊，继续红与黑，所以便有了红黑创作[2]。”“红与黑成为此后《红黑》杂志的胎儿，正因为这刊物，后来才有《红黑》的计划[3]。”但是，如果细致比较这两份期刊文本，就会发现：尽管《红与黑》、《红黑》看来有明显的内在顺承关系，由于所处的社会及媒介语境的不同，二者在编辑宗旨、运作策略、风格个性上实际上存在诸多的差别，后者较前者文学同人色彩更强烈，带有明显的商业经营性质。 一 要看清二者的内在关系，首先就要从《中央日报·红与黑》谈起，且绕不开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这一大的思想文化大背景，绕不开〈红与黑〉作为1928年的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日报》文艺副刊这一具体的媒介语境，同时也应注意到机关报纸的文艺副刊、同人文学期刊两种不同性质的大众传播载体运作规律及特性的因素。 肇始于1928年1月、席卷整个文坛的革命文学论争在7月《红与黑》首度出现时已告一段落。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联手批判鲁迅、茅盾等五四新文学代表人物，向国内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革命文学取代新文学的必然性与正当性、合法性作了不容质疑的论证。这些期刊的编辑、作者多留学日本，受国际“红色潮流”影响，在1929～1930年中国文坛引领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样一种新的时尚主流，实际上建立起一种新的话语霸权。 1928年2月1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在上海创刊。尽管何应钦在发刊辞中强调“本报为代表本党之言论机关，一切言论，自以本党之主义政策为依归，不致有倚轻倚重之弊……”[4]，但彼时国民党正为夺取中国最高统治权陷于军事混战中，无暇他顾，建设国民党“三民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还未提上议事日程，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控制较为薄弱，客观上为1928年春爆发的席卷整个文坛的“革命文学”论争及左翼革命普罗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缝隙。因此，面对这场如火如荼的革命文学论争，考虑到报界规则及促销的商业目的，1928年的《中央日报》对文艺副刊态度可谓相当宽容，且以“趋新”的面貌出现。在胡也频、沈从文、丁玲接编其文艺副刊前，《中央日报》每周有五天固定刊登各种文艺副刊——《摩登》特刊、《文艺思想特刊》、《海啸》（每周二、四出刊），发表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创作或翻译作品（沈从文就在《艺术运动》、《文艺思想特刊》发表过小说《卒伍》[5]），这些文艺副刊更多体现主编者的同人倾向而非政党意志，以各自的方式回应革命文学论争：田汉、王礼锡等编辑的《摩登》文艺副刊以对文坛论战不置一辞、着力反思中国古典文化的编辑方针，表达坚守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自我立场；而由无政府主义派主持的《中央日报·文艺战线》副刊则表现活跃，一创刊就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提出不同看法[6]。虽然这些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以革命文学否定文学本身为由反对无产阶级文学，但在论战中他们也逐渐接受“阶级”的概念，并试以此角度思考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例如《文艺战线》的主撰稿人毛一波即如此[7]，这不足为怪。革命文学倡导者们以“真理在手”的巨大理论自信、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无可辩驳、强大严密的逻辑性，所向披靡，大获全胜，以致“阶级”一词因为契合人们对“科学”、“进步”的想象而一度成为整个社会日常生活最先锋的时尚话语[8]。《红与黑》也以独特的话语方式和编辑策略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立场，这一点从《红与黑》的亮相方式和文体个性方面得窥一斑。 不同于当时大叫大喊的一般副刊、杂志，《红与黑》可谓低调上场。创刊号没有豪言壮语的发刊宣言，1～7期全是胡也频、丁玲及其好友黎锦明、徐霞村、戴望舒创作或翻译的文学作品。在充分拿创作实绩说话之后，胡也频才在8月14日第7期《写在篇末》中道出原委：“在第一期上，本就想写一点宣言之类的东西，说一点我们对于文艺所有的态度，而发表我们对于文艺所有的态度，而还没有写者，是因为我们不会夸张，不会把自己放到堂皇的位子上，并且，假使只说我们自己的老实话，则在近来许多人都徒然了不起的时候，觉得也不必说。”寥寥数语，却连续运用两个否定句式，在话语策略上刻意强调“我们”不同于“徒然了不起”的强势的“你们”，这表明《红与黑》其实预设了一个目标明确的对峙型“隐含读者”，显示《红与黑》不讲大话、漂亮话和空话，是一份踏实严肃、诚意创作的纯文学性刊物[9]。有意思的是，《红与黑》将自我形象定位为所谓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呆子”，“呆子”一词是沈从文的常用语，虽不乏自嘲自卑，骨子里却透着对朴厚、执着、真诚的人格操守的肯定与骄傲[10]，透着三人在创作界摸爬滚打数年终于苦尽甘来的复杂感受：几分自卑自嘲、但骨子里其实是一种自傲自负，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 言及于此，编者似乎意犹未尽，同期的《一个观念》又对当时社会文化权力场中强势主流一一作了曝光：“文学者的集团”中那些不重视创作、“聪明不凡，运用着竞争，叫卖，推挤，揪打，辱骂，广告，说谎，赌咒”而盛名远播的所谓“战士”，以“赚钱”为宗旨榨取学生金钱的出版“市侩”，“既有钱，又有势；杂志是他们的矛，书店是他们的盾，”而“站在这一面的却全然徒手，这胜败的估计是很容易分明罢。”但仍决心“要努力算帐”，这说明《红与黑》的文化批判兴趣其实并不亚于其它期刊，只不过既然已明确表示不屑于文人的“叫卖，推挤，揪打，辱骂……”[11]，因此更刻意以自称“呆子”式的行为艺术来表现：不卖弄时髦术语、沉默自持、刻苦创作，凭作品说话，以区别于“另一方面”的光说不练，高喊口号、哗众取宠。 由此，《红与黑》的办刊宗旨可归纳为两点：第一，重视原创艺术，以维护文学本体独立价值与个人化写作的自由、尊严；第二是尽力“算帐”，向当时整个出版界、文学权力圈及知识阶层展开文化文明批判，鞭挞社会黑暗。而它执守“呆子”的独特文化心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红与黑》副刊的文体个性和策略：没有煌煌理论大作，也从不直接介入文坛是非论争，注重创作和翻译，《红与黑》作品体裁可谓包罗万象，有小说、诗歌、散文、杂感、散文诗、剧本、游记、文艺译介……，创作上一面强调挖掘作家个人艺术世界独异性的深刻，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跳出来，不时对现实社会、文人品性及文坛规则语出讥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