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研究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以后，站在新世纪开局之初进行回顾，我们取得的成就不可谓不大，但问题依然很多。要深入提升郭沫若研究，我以为最该做的事情是梳理已有的成果，整合所有的资源，在更加开放的话语平台上，对郭沫若这位“球形”人物进行“全人”的审视，做出更加全面、科学的评价。 整合资源既包括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评判，也包括对现有研究人力资源的有效组织和引导。郭沫若研究在新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非常严重，特别是在郭沫若部分名作的分析研究、生平研究、早期思想研究等方面，“自说自话”的情况十分普遍。而对其作为“球形”文化巨人的其他许多方面，却长期得不到人们的关注，一直是空白或者薄弱环节。 郭沫若研究队伍的现状究竟怎样？衡量一支队伍的好坏，根本的是要看它的整体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潜力。据我看来，郭沫若研究队伍的整体实力很不理想，存在诸多隐患。其中之一就是集中主要精力于郭沫若研究的中青年人越来越少，青黄不接的危机已经呈现。年轻一代缺少郭沫若所经历过的特殊时代风雨，先天地具有一种历史的隔膜。他们如果不深入全面地了解郭沫若生存的时代背景，简单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郭沫若的人生选择和行为方式，那只能得出对郭沫若横加指责的结论。这就是今天的不少年轻人为什么对郭沫若不感兴趣，甚至总是加以批评、嘲笑的原因所在。 解决以上问题，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致力于搭建一个更具开放性的郭沫若研究话语平台，重视对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首先，研究范围要进一步开放。立即着手开展关于郭沫若研究之研究的学术对话，即：郭研界要有人对郭沫若研究近百年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并做出评价，告诉未来的研究者已有的成果，已经取得共识的结论和新的研究起点从何处开始。这就需要整合研究力量，搜集既有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地写出述评和研究史论，从中辨认近百年来一代代研究者们走过的历史足迹……，等等，等等。必须有人寂寞地对既有的研究历史进行学理性的反思与总结，郭沫若研究才有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其次，研究意识要进一步开放。当前困扰郭沫若研究的一个尴尬现状，是“是郭派”与“非郭派”各是所是，各非所非，难以在一个开放的话语平台上进行真诚的学术对话。人们不难看到，海内外“非郭”者对郭沫若的嘲讽甚至谩骂，有些是政治立场的差异，有些是无知而乱加评说，这倒让人见怪不怪；而有一种情形更值得注意，就是对郭沫若的简单化和印象化评价。造成简单化和印象化评价的主要原因，客观上郭沫若是一位“球形”人物，其一生涉足的领域广泛，学科跨度大，且著述等身，有些方面不具有深厚专业素养者难以置喙，要让研究者全面了解郭沫若，不是一件容易事。主观方面不少研究者投入的时间、精力有限，既对郭沫若的整体情况不甚了了，又对已经进行的研究缺乏跟踪，便率尔下笔，师心自是，自以为独得之秘，实际上早成滥调。这显然是一种研究意识的封闭。须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发展基于一代代学人的不断努力。不以开放的态度从事学术，就很难摆正一个人在学术事业中的位置，也很难真正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即使是“是郭”，也有一个意识更加开放的问题。在充分肯定郭沫若的伟大成就和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郭沫若的时代局限和个性缺陷。郭沫若是存在于二十世纪中国大变革年代的革命人物，他的平生功绩和缺陷都具有时代特征，看到郭沫若的缺点、错误不仅无损于他的伟大，而且会使他更真实、更有血肉，更能为人们所接受。面对评价郭沫若的不同声音，只要是学理性的，都应该容许并予以重视；对那些非学理性的批评指责，我们也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宜以牙还牙地采取意气之争。我们的任务，是要深入提升郭沫若研究，告诉世人和未来一个真实而值得尊敬的历史伟人——郭沫若。 第三，在郭沫若研究的学术对话中，要遵循“知人论世”的方法。需要对历史人物有一个恰当的坐标定位，即：以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构成横轴，和其一生经历构成的纵轴所形成的交汇点。由于社会与人生的纷繁复杂性，需要我们在努力把握千姿百态的世相和福祸相倚的人生的基础上，抓住事物的主流与历史发展的要求，去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对于郭沫若一生每逢历史重大关头所做的革命性人生选择，如果我们承认它是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责备郭沫若放弃了人生的、艺术的个性化追求，多了些群体依附性和服从意识，少了些个体的独立和学者的清高、寂寞。假如今天的研究者要求郭沫若在两方面都要做得无可挑剔，那就是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对于历史人物，应该在公正客观的前提下，尽量多一点理解与宽容。 第四，在研究话语的价值取向上要符合“先进性”的时代要求。研究郭沫若是为了促进现代先进文化建设，无论是研究的内容还是研究所产生的效益，都应该以此为取向。郭沫若是中国二十世纪先进文化的代表之一，郭沫若一生的重大选择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的。郭沫若研究者所肩负的时代使命，需要秉承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神，把郭沫若一生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文化具有积极贡献的东西揭示出来，使郭沫若的精神成为激励当代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动力，使郭沫若身上所秉承的文化精神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宝库之中。因此，研究者看郭沫若，不需要仰视为“神”，也不能俯视为“丑”。近年的某些研究，其目光有如一个窥视癖患者，以窥探名人的隐私为最大乐事，然后加以肆意的发挥和上纲上线，进而否定其全人。这种病态心理固然可以不去理会，但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实在值得深思。 第五，研究方法要进一步开放。郭沫若处身二十世纪，在学术研究中十分注意采用新的、多样的研究方法，这是其成为文化巨人的因素之一。如他对文字学、历史学和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当时极为“先锋”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成果和地下考古的方法与成果。今天我们在郭沫若研究中，应该向郭沫若学习，在研究方法上有选择性地汲取包括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新理论、新方法，有效地整合方方面面的研究力量，加强研究的规划性和合作性，从整体上推动郭沫若研究上一个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