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学界，“新时期文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概念。翻阅各种学术著作和论文，“新时期文学”一词出现之多、之频繁，都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注：在我主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近几年间，“新时期文学”一词曾大量涌现在我备用、选用或不用的论文中，这一概念被用来概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将近三十年间的“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已被大多数研究者所习惯、所接受。）。人们似乎相信，“新时期”不光确指一九七八年以来的这一历史阶段，而且也是表明这一阶段文学性质、任务和审美选择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更何况是，它被视为一种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清算、反拨、矫正和超越的文学形态，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进步性”，充分显示出当代文学对“文学性”的恢复与坚持的态度。 一、关于“时间”周期的不同看法 “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历史周期究竟应该有多长，是指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还是可以一直“延伸”下去？比如，它是否是指一九七八年到现在的所有文学现象？例如，不再需要设置什么“边界”，而将这一概念继续的无休止地沿用？至今没有一个定论。然而，这并不表明，关于新时期文学周期的“表述”不存在分歧。 八十年代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例如张钟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等，比较倾向于把“新时期文学”看作一个时间的“神话”。他们认为，一九七九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史的“重大转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构成了一个界线分明的历史阶段”。新时期文学由“政治型向社会型转变”，“是文学的一次大的解放”，表明作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同时，“文学向人学的回归”，说明它从长期习惯于对社会生活的外部形态的再现，即写运动本身，转而注重从社会生活的内在形态上表现人，即写人的命运，人的精神过程，“这就把中心点放在写人上了”。按照上述历史的“转变”、“转折”，他们确信，新时期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不仅已超过建国初期的十七年，即使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也是“从未有过的”，“关于当代文学思潮的新势态，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概括：这就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注：张钟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新时期文学六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在他们的著作中，“新时期”被看作是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一种“突破”，但到底这种突破和超越将要持续多长时间，有没有“下限”和“终点”，他们却没有论述，当然也不会作任何界定。） 与这种将“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周期未加限制“放长”的做法大同小异的，还有当时的几位年轻批评家，如吴亮、黄子平、季红真和王晓明等人。与前者相比，他们的文学批评多了一些“理智”，与之同时，他们在当时所面对的文学形态，也比新时期初期略显复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听到这样一些意见。在他们看来，“新时期文学”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批评即选择”，它意味着“创新”、“个性”，而“对所有文学的首肯，必须导致批评的衰落”；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即在它揭示了一个道理，即“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新时期小说”必然会在“巨大的苦乐”中，将这一冲突“由简单到复杂”，“衍生出一系列丰富的形态”；他们还认为，在新时期，文学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它“除非推出‘更新换代’的东西”，“小修小补”则“意思不大”。所以，主张作家们应该“不断变换自己的叙述方式”，为语言的创新“展开一场苦战”。在这里，“创新”、“选择”等等批评术语，表明了他们对“新时期”文学的基本见解：即，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新”，而“新”才能推动文学不断发展，而“新时期文学”因此就是这么一个不断延伸的时间的过程。实际上，这种“进化论”的意识，直到他们后来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中也没有真正弱化（注：吴亮：《文学的选择》，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这些批评家八十年代的“文学观”，集中体现在这一套批评丛书中，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为文态度，似乎并没有从以后的“看文学”的方式和视野中真正消除。）。 在九十年代后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却遭到了不同方面的质疑。例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用“思想解放”和“开放时期”的概念代替了“新时期”的概念，对其后的文学现象，则称之为“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等。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停止了使用“新时期文学”这一经典说法，而改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等中性的时间概念来称谓这一时期的文学（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从他们对“文学史”的叙述看，他们主张不应在“进化论”的线索中，而应该从“一般时间”的线索中看待本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主张用冷静、客观的姿态“重返”文学史当中。）。这表明，“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时间神话受到了怀疑，研究者更愿意把“新时期”当做一个一般的时间概念来运用。他们认为，任何文学都是“阶段性”的，有历史的上限和下限，而不能代替、指称所有的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然而，尽管没有直接出现“新时期文学”的措辞，但从他们的表述来看，这个“新时期”仍然是存在的，主要存在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一阶段。因为，所谓“思想解放”、“开放时期”一说，已经表明了作者对上述说法的某种默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