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冲洗，会使历史与历史对象的本来面貌被有意或无意地更改，尤其在历史与文化的转折关头，更是众声喧哗。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我们经历了一次次的检视，学术界也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文化热浪与思想淘洗，但在当下的文学史所涵盖的精神事实中，诸多的描述和解释还存在着不少模糊的、残缺的空白和误区。正是基于对文化转轨的重新思考，程光炜教授以独立的学术立场，回首审视鲁、郭、茅、巴、老、曹这一群文学大师在1949年到1976年，这段具有转型意义的历史时期中的角色和使命，他的力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文》），就是在用心灵和智慧打捞历史、追问历史，通过对中国现代、当代学术史的钩沉，在喧嚣的生存背景中再现出“鲁郭茅巴老曹”这一群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精英们面对复杂的历史、面对民族命运的沉浮所历经的艰难的精神历程。 从1949年到1976年间的中国大陆文学，是一段极其特殊的发展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治权力的作用，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进程充满了是非曲直和痛苦悲怆。“鲁郭茅巴老曹”曾经是一种流行的口号，虽然一度产生了积极效用，但因为命名本身的政治策略和目的，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日渐暴露出了内在的缺失。程光炜教授选择了这一个特定的历史视角和特殊的社会背景，以对历史的真实回应再现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精英们的生命历程。在经历了“两个历史”的艰苦纠缠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效的诠释这段复杂的文学史的理论范式：以文化批评的写作对重建当代人文精神的介入，从历史作用与文化建构两个不同的价值范畴中，对文学史中遗落的文学现象进行客观梳理与价值定位，进而对这段时期文学的历史进程进行深究其中又超乎其外的清理与审视，展示出文学变革的复杂性、多元性与深刻性。 “历史却是一个巨大的翻斗，它转过了这一面，却残酷地抛弃了另一面。”于是历史的命名与文学的阐释在相互选择与回应中生成。《文》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对于历史命名的含义、生成背景与文学环境、矛盾与抉择的实质作了力透纸背的剖析。程光炜教授力求在历史的情境中审查，在历史演变中所独具的线索和动力中追索。随着资料的甄别和钩沉的深入，他为所勘定的历史轮廓的坐标点去除了沉沉遮蔽，同时也拨开了讲述历史的过程中的层层迷雾，进而将建国前后文学大师命名工程的来龙去脉、文学秩序的进展和建立的过程，以及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命运，全方位、多视角、多层面地呈现给读者。其中对于1948、1949的抉择辨析，极为精到，通过对鲁郭茅巴老曹这批站在现代中国文学巅峰上的代表作家，在中国文化环境和文人文化传统中的独特作用和特殊价值的深入考察，让历史的言说走出了权威的历史叙述赖以运行的基本框架，显示出开放性、动态感和思辨色彩。 人在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客观性和偶然性是无法主宰和无可避免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家的生死荣辱和沉浮曲折无不关联着政治强势的现实态度和功利策略。沿着这一思考，程光炜教授对鲁、郭、茅、巴、老、曹进行了个案梳理，以现代思维重审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一步透视作家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性，理性主义史学与充满激情地对生命独特个性体验的诗学在论著中得到了有机的融合。作为当代学者，程光炜教授用丰富的心灵深深地体味了历史加予这代学人的伤害，进而揭示出学者与时代充满悲剧色彩的紧张关系。 在对鲁迅的精神历程的深刻揭示中，作者力求穿透各种史料，还原历史生活场景，沉入到鲁迅的灵魂深处，直逼他的精神内部。鲁迅的焦虑、悖反，内心的对抗性，在论著中以矛盾聚焦的方式凸现出来了；鲁迅在政治运作中的被塑造和棋子作用，在论著中得到了充分、完整的阐释，由此超越了以往的历史经验话语，获得了新的智性体验。作者以扎实的资料梳理和概括，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比较，使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到达了一种新的高度。同样，在对郭沫若的文化性格进行具体的、历时性的反思中，作者既作了透彻的分析，也指出了其精神缺陷，他从大量的书信资料中，将郭沫若的真实感受与对历史经验的了解结合起来，通过重新认识郭沫若文化英雄个人情结产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进而探究他在这方面的重大挫折以及深刻成因，呈现给读者一个相对完整的郭沫若的精神世界。在叙述这些学者的同时，程光炜教授也在直视自己的灵魂。带着民族的苦难记忆，用一颗与先驱交流的心，去激活一个又一个尘封的话题，他对于历史的叙述，没有时代的距离感，远去的历史在他的笔端当下化了。 不正常的历史环境，人格气质和艺术观的某种差异，都会成为个人命运沉浮的契机。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和格局，使矛盾和冲突的方式、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然而，“文学之道就是作家艺术家的生存环境，直接决定着他们创作的状况和心态。一个作家的人生选择和归宿，早就潜藏于其地域文化的熏陶和性格气质当中”。作者正是通过创作这个敏感的窗口，剖析了茅盾和老舍的思想和艺术个性，从中引领出这两位理智型的作家的心灵活动，把作家的创作演变与时代氛围的关系，勾画得极为贴切。特殊环境中的茅盾之所以连篇累牍地写文艺评论，提携、奖掖创作新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种心理的一种委婉的外射。解放后的老舍之所以放弃了小说而选择了戏剧，在这个理智选择的结果中，隐含着“士为知己者死”的集体无意识和本能冲动，由此“老舍的‘理智’，是那种穷人式的、平民社会的知恩图报的理智，茅盾的‘理智’是那种大家庭式的、贵族社会的迎合与怀疑相并存相矛盾的理智；老舍的理智是刚性的北方文化的体现，茅盾的理智乃是柔性的南方文化的传承”。27年来的云雨浇灌，结出了这样的果实。面对果实，作者不是注重描述果实，而是向着果实的枝干一直到根部进行追问，从被遗忘的真实的历史出发，在沉陷在历史深处的荒芜中开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