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开拓性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文分离，即书面的文言文与民众的口头语距离越来越远。特别是明清以来，科举制以八股文、试帖诗取士，文言诗文完全脱离民众的口语，成为少数文人所垄断的僵死的东西，把广大民众拒斥于文化和文学的大门之外。二是独尊诗文，贬斥小说与戏曲。在封建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方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而把白话小说与戏曲视为“小道”，“君子不为也”（注：《论语·子张》。），贬斥于正统文学殿堂之外。以至于古人编文集时大多不收小说和戏曲；有人创作了卓越的白话小说《金瓶梅》，却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能用一个别名“兰陵笑笑生”，关于作者的考证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正因为如此，文学面临着不实行改革便不可能健康发展的困境。晚清一些有识之士曾试图改良，搞“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也有人办白话报，写白话文章，这些都有积极的前进的意义，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导；但他们都仍在文言诗文的故国里徘徊，不能突破文言诗文的顽固堡垒。这项改革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肩上。 首先出马承担这项历史任务的便是胡适。1915年9月，正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便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一诗中最初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1916年秋天，他又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实行的八项主张。陈独秀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称赞胡适的主张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希望他将此八项主张“衍为一文”。于是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又登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这便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一篇正式宣言。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及许多关于文学革命的通讯。《新青年》同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周作人、傅斯年等都撰文响应，并逐步展开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从1918年起发表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许多卓越的白话小说，其他许多作者的新诗、白话小说、白话散文也相继涌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胡适号召文学革命的中心内容，就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用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并由此出发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向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他不仅以民主主义的文学思想大力提倡白话文，鼓吹写实主义，探讨文学与社会生活、内容与形式、文学的发展等理论问题，而且对于新文学的各种体裁样式，如新诗、小说、戏剧、传记和其他通俗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材料、结构、描写的手段与方法等等，也都在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介绍与探讨。胡适所介绍宣传的一系列文学见解与理论，在当时中国文坛及思想界大都是前所未闻的新的现代的见解，发挥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胡适不仅在理论上提倡白话新文学，而且努力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作新文学的拓荒者。比如胡适创作出版中国诗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古老的中华诗国开创了一个以“胡适之体”为特色的早期白话自由体新诗流派；创作发表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现代白话散文剧本（话剧）《终身大事》。突破传统戏剧与戏曲的观念和模式，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注：周作人：《志摩纪念》，《新月》第4卷第1号。）；他热心提倡传记文学，所作白话的传记与自传，文字清新晓畅，不假雕饰，具冲淡自然之美；他还率先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译本，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范本；他重视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小说研究的新局面，并建立起支配“红学”研究达数十年之久的“新红学”派。 胡适的上述种种成绩，虽然也难免有不足和缺点，但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开现代风气的开拓性的贡献，对于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因而获得“中国文化革命之父”的美誉，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开拓大师的地位。 对于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和开拓者的地位，当年即得到各方面人士的肯定评价。如《新青年》同人陈独秀等，都确认胡适是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鲁迅则到1927年仍明确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廖仲恺则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即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士说：“我辈对于先生眩，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注：廖仲恺1919年7月1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当年在北京曾多次向胡适请教，在回忆青年生活时说，他那时就“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注：参看［美］欧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反映与评价，说明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充当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是当年公认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