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沿问题 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效应。目前，认真总结这种影响的经验教训，已经提到学科建设的日程上来，成为前沿问题。在聊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的母题之下，即有一个子题为“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已有研究生选择相关题目写学位论文（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届硕士毕业生宋铛的学位论文即为《夏志清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中国内地学术界的影响》。）。报刊上也能见到这方面讨论的反映。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刊出的《海外学者冲击波》，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师生关于海外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影响的讨论。程光炜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海外学者热”的兴起，有其自身原因：第一，“理论热”在美国学界久盛不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大行其道，对这批学人重新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他们所处的地域优势，自然容易得风气之先，获得话语的优先权。第二，由于美国文化的异质性所产生的压力，以及由于那里时空关系与中国大陆所形成的反差，在海外学者那里培育出一种“后革命”的特殊语境，从而形成了“再解读”的研究视角。刘震认为，和国内学者相比，海外学者在问题意识、理论工具、研究方式以至于写作风格上都常常让人耳目一新。讨论者看到海外学者的共同性，诸如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文学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同时，也注意到海外学者代际之间、不同路数之间的差异性：有的侧重于理论化，较多地挪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甚至过度阐释）对象，也比较注重对分析框架和理论概念的建构；有的侧重于历史化，倾力于历史材料的爬梳和理解，带有更多的传统史学的烙印。不同路数各有所长，能够给我们以启迪，但亦有其短，应该予以注意。程光炜指出，一些学者还难脱“冷战思维”的影响，研究的对象，基本是晚清到40年代，再就是八九十年代，一下子跳过了50至70年代；一些学者很少使用文学史材料，他们判断问题和研究对象，主要依据的是当前时尚的理论；他们推导问题时，不是凭借材料的根据，而是通过理论的预设和大胆的假定，这样一来，有时得出的结论就很难有说服力，而且也较为浮泛。“再解读”主要是研究文学史、作家作品的一种理论姿态，而不是研究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有效方法。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它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主张在进行这一项工作时，不能只是以“新”“奇”出胜，还应当有相当艰苦的查勘、分辨、比较、审慎推敲的功夫，应该把“再解读”建立在认真踏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许，只有这样，“再解读”才能够真正地与历史“对话”，在历史的“现场”上开展有效的“考古学”的工作，进而把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引向深入，产生令人信服和实质性的研究成果来。 几年前，曾经有海外学者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中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计。这一看法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许同这一背景有关，王富仁在论文〉《“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1]中，从辨析话语和话语霸权、西方文化与西方话语等基本概念入手，概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认为应当在肯定中国文化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总历史趋势的前提下反对西方话语霸权，而不应把中国现当代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革新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行为一律视为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屈服和顺从。当西方一些话语形式满足了我们自己的某种需要时，对于我们不具有霸权的性质。它们不是压抑着我们的欲望要求、窒息着我们思维的自由性，而是开拓着我们的思维空间、满足着我们心灵的自由要求。他认为，在有些学者的文章中，西方话语似乎成了有类于洪水猛兽的东西，似乎成了话语霸权的代名词。似乎我们一接触西方话语，就有被西方话语吞噬的危险，似乎所有接触并接受过西方话语影响的人，都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屈服和顺从，都成了西方文化侵略的帮凶。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根本无法正确地描述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晚清到现在，我们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从封闭到开放的道路，是通过感受、理解西方和西方文化，感受、理解世界和世界文化，扩大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丰富了我们对自然世界、对人类社会、对人类文化以及对自我的感受、认识和理解，并进一步推动我们中国文化取得了现代性的发展的。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这里，西方话语成了他们争取自身自由的同盟军。他们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意识，意识到的是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力量。王富仁同时指出，确实存在着西方话语霸权，在引进西方理论话语的时候，无形中把我们置身于西方话语霸权的笼罩下。但是，这些只是一种流动着的文化现象，任何西方话语都不是像“文革”及其以前那样，被政治、经济、伦理、权力强制推行的话语。对这些现象，我们是可以批评的。 黄修己《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把源自西方的“全球化语境”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思考，认为“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于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过程，形成一种全人类认同的价值观——全人类性；今天，从全人类性的视角研究现当代文学，可以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性内涵，既有利于发挥现当代文学在“人”的启蒙教育中的作用，也有利于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在全人类性的视角看来，战争、暗杀行动与阶级斗争中的流血暴力题材等，都有重新阐释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