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到1936年间初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现代中国文学演进过程中首部有史学意义的大型选本。在这一选本中，留下了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最初记载：阿英在《大系·史料·索引》中的“作家小传”里，还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女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今天，当我们以性别的眼光重读这一部曾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发生重要作用的选本时，不禁对这样的问题产生兴趣：在新文化阵营构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系统工程中，为了使《大系》这一经典塑造工程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更为完整，更能体现时代精神和新文学的实绩，给“五四”以来涌现的女作家“立此存照”显然是必要的。然而，对于当时的编选者来说：什么样的女作家能够有资格、有机会在选本中出现呢？一旦入选，又是依据怎样的尺度来确定其具体作品的取舍？ 尽管《大系》编选者的出发点及指归并非着眼于性别，但作为有性别的个体，他们在选择收录女作家及其作品时所持的内在标准，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性别意味。那么，从性别的角度看，这样的标准客观上彰显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本文在此拟以茅盾先生编选的《大系·小说一集》中有关女作家冰心及其创作的定位为例，做一初步探讨。 一、公共场域：时代先声与“一无是处” 阿英“作家小传”里记载的8位女作家，被《大系》收录作品的只有冰心和庐隐。与庐隐只是一篇小说入选不同，冰心作品的人选数量及文体覆盖面颇为引人瞩目：《小说一集》选收了《斯人独憔悴》、《超人》、《寂寞》、《悟》、《别后》共5篇小说；《散文二集》收录了包括《往事》、《寄小读者》等系列散文在内的22篇作品；《诗集》中则选收组诗《繁星》、《春水》以及《诗的女神》、《假如我是个作家》、《纸船》等共计8首诗作。 冰心是早期创作何以受到如此重视？联系编选者的文学主张及“导言”，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应当是发生了重要作用的： 其一，在创作的数量、体裁种类和读者影响面等方面，冰心较之同期的其他女作家显然更占优势。当时，《冰心全集》四卷已出版，她在文坛和读者群中已是相当知名的女作家。相形之下，其他6位女作家（陈衡哲、白薇、凌叔华、陈学昭、苏雪林、冯沅君）虽在“作家小传”中被阿英提及，但她们要么创作时间较短，作品数量偏少；要么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与《大系》的编选体例不合；要么已淡出文坛，将主要精力转向学术研究。总之，创作成就和影响力均不如冰心。 其二，冰心可以说是个“有组织”的作家，具有文坛“主流”的创作身份——她是“文学研究会”的最早成员，许多作品在文学研究会主办刊物上发表，结集后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谢冰心小品序》，p.49）。而茅盾编选《小说一集》时对作家的收录标准之一，即是否具有文学研究会会员的身份及是否在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作品。 其三，也许最为重要的，还在于冰心的创作在反映时代心声方面更富于代表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冰心在“五四”运动兴起的1919年就发表了多篇顺应时代潮流的“问题小说”。尽管那时的创作“多少带一些封建性”，但这“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青年中普遍的情形，在旧的理解完全被否定、新的认识又还未能确立的过渡期中”[2](p.135)最正常的表现，因此冰心的创作能够成为“五四”时代的一面“镜子”或一个“缩影”。编选者可以引导人们从其小说文本中看到“五四”的历史面影——“每一种历史首先都是一个词语制品，一种特殊语言应用的产物”[3](p.256)——冰心遂成为新文学历史合法性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符号。 此外，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说，性别身份的吸引力无疑也对作家的影响力起到一定作用。现代文学建设初期，女作家甚少。出自冰心之手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于1919年9月18日在《晨报副刊》刊出时，“在‘冰心’之下，却多了‘女士’二字！据说是编辑先生添上的”。作者打电话去问，“却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4](p.461)。尽管冰心这段回忆用的是惋惜和无奈的语气，但事实上却造成了一个带有喜剧性的效果，“女”字吸引了大量的眼球。 于是，在《大系》这部由男性主持者编选的“经典”里，冰心以其恰如其分的时代特征、接近新文学主潮的身份以及成功驾驭新文学三种体裁的骄人创作成绩，得到了其他女作家难以企及的位置，赫然凸显于《大系》作品选各卷庞大的男性作家群中。 那么，冰心这位在《大系》“经典”的构建过程中得以一花独秀、脱颖而出的女作家，其被“经典化”的过程是否与《大系》具有某种同构的性质呢？我们注意到，《大系》的装帧相当考究，每一册都有环衬，环衬页是一幅木刻版画，画面是一个身体健硕的青年农民的侧身像。他赤足走在朝阳初生、霞光万道的土地上，边走边播撒种子。这幅画似乎暗示着编纂者的苦心。“种子”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能指非常丰富。它与土地、母亲、生殖等构成意义链，又与传播、流布、血统等相纠缠。当《大系》所鉴选的文本作为母本（摹本）被不断经典化、作为种子被不断增殖时，其鉴选和编纂行为也就无形中为中国新文学确立了一个父的“血统”。这个血统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标志性基因就是：“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5](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