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吴宓的积极参与 《大公报》是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中间曾短期停刊。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霖（政之）、张季鸾等接办。 据《吴宓日记》所示，1927年12月5日，在清华执教的吴宓致函天津《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自荐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第二天，吴宓便接到张季鸾的复函，同意他的自荐。为此，吴宓特访陈寅恪，征求意见。陈寅恪极力主张吴宓主编此副刊，并表示将帮助他。 12月7日，张季鸾致函吴宓，约他到天津会晤。吴宓立即致信原东南大学毕业生，“学衡派”成员景昌极，拟约他来京协助编辑《文学副刊》。吴宓于9日到天津与张季鸾、胡霖相见，商谈编辑的具体事宜。由于景昌极以体弱多病为由不愿到北平，吴宓便决定改请在清华的“学衡派”成员张荫麟（素痴）、赵万里（斐云）、浦江清（榖永）、王庸（以中）协助自己（赵万里、浦江清、王庸3人均来自东南大学）。编辑部就设在清华大学校内。 18、22日，吴宓分别拜访胡霖、张季鸾，就《文学副刊》的具体编务相商。并于12月20日，发出《文学副刊》的第1期稿子。 1928年1月2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出版发行。以后每周一期，至1934年1月1日，《文学副刊》共出版313期。随后《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沈为实际的主编）主编的《文艺副刊》全面取代。《大公报》的这份著名副刊从反对新文学的“学衡派”手中和平交给了拥护新文学和新文学的实际参与者胡适的门生。 据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所示： 晚上，吴雨僧先生（宓）招饮小桥食灶。自今年起天津《大公报》增几种副刊，其中《文学副刊》，报馆中人聘吴先生总撰，吴先生复请赵斐云君（万里）、张荫麟君、王以中君（庸）及余四人为助。每星期一出一张，故亦定每星期二聚餐一次。盖五人除赵、王与余三人在研究院外，余各以事牵，不相谋面，非借聚餐以聚谈不可也。[1](P5) 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吴宓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文学副刊》出版发行一年以后，即1929年1月16日，“学衡派”成员赵万里、浦江清向吴宓建议，《大公报，文学副刊》可加入语体文（白话文）及新文学作品，并请清华教授朱自清（佩弦）为社员，加盟《文学副刊》。这意味着向新文学运动缴械投降。因此，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决即放弃一切主张、计划、体裁、标准，而遵从诸君之意。至论吾人平常之理想及宗旨，宓本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乃《学衡》同志一派人，莫肯相助。宓今实不能支持，只有退兵而弃权之一法耳。”[2](P196) 18日，吴宓邀请朱自清加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部。朱自清在19日访吴宓时表示考虑几日后答复。朱自清是胡适的学生，北京大学“新潮社”的成员，他进清华教书也是胡适推荐的，同时他也是新文学的著名作家。 在19日吴宓与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的聚会上，大家商议并决定《大公报·文学副刊》增人新文学、白话文及新式标点（新诗及小说）。不论团体和派别[2](P197)。这是吴宓主动向新文学运动作出的一次重大让步和认输。 21日，朱自清在浦江清的陪同下拜访吴宓，并答应暂时加入《文学副刊》编辑部，春假为止，先作实验。这样一来，《文学副刊》的编辑队伍中，吴、浦、赵、朱为清华的教师，张荫麟为清华历史系的学生。 1934年1月1日，《文学副刊》第313期出版发行后，便停刊。吴宓不再编辑。《文学副刊》被在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文学家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文艺副刊》所全面取代。关于《文学副刊》停刊的原因，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一说：“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3](P180)钱穆所言是有根据的。据1934年1月5日胡适日记记录： 今年《大公报》邀了我们担任“星期论文”，已宣布了。 （一）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先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以姓氏笔划多少为序）： 一、丁文江先生 二、胡适先生 三、翁文灏先生 四、陈振先先生 五、梁漱溟先生 六、傅斯年先生 七、杨振声先生 八、蒋廷黻先生 我的是第一个星期（7日），所以昨晚试写了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今晚写完。[4](P263-264)而胡适所写的内容同时也是针对《文学副刊》没有完全用白话文和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自胡适开始，1934年1月7日—1937年7月25日共有169篇，而胡适一人就有25篇，自然也是最多的。实际上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写文章的大都是胡适的朋友，也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星期论文”在北方也成了和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一样，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声音。 《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沈从文手中而兴，并由周刊出到每周四期（萧乾一度协助编辑）。由《文学副刊》到《文艺副刊》编辑间权力的转移，是在新文学的反对派吴宓（“学衡派”）和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之间由《大公报》老板主持下自由过渡的，没有引起波动。《文学副刊》坚持6年的保守倾向，被新文学家的阵地《文艺副刊》的新面目所取代。而《文艺副刊》是在先运行3个多月后，逐步取代《文学副刊》的。因此，吴宓把沈从文看作自己的敌人，并写进自己的讲义——“他的敌人（如沈从文先生）”[5](P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