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同人杂志逐渐取代社团会刊成为了北京出版界的主流。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北京最著名的同人刊物《语丝》为标本，通过讨论该刊以北新书局为根据地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等运作手段，揭示知识分子团体为谋求独立精神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作为《语丝》杂志的实际主持人，周作人曾经在多个场合赞扬《语丝》“在北京——或者中国杂志界中”（注：北京的一种古怪周刊《语丝》的广告.京报副刊[N].1926-01-21.）的与众不同：“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改别人的话，本不是什么为世希有的事，但在中国恐怕不能不算是一种特色了罢？”（注：岂明（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J].语丝.第54期，1925-11-23.）当然，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最初的目的是因为《语丝》和《现代评论》笔战正酣，所以“针对《现代评论》的接受官方津贴，话里有刺罢了”。（注：启明（周作人）.《语丝》的回忆[N].羊城晚报，1957-10-03.）不过，周作人显然也很清楚，在以报章杂志为阵地的舆论体系中，言论的自由除了精神上的“大胆与诚意”外，还必须以经济的独立为基础和前提，不然便只能是纸上谈兵。胡适就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稿，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注：1924年9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胡适文集[M].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民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P258)然而，经济上不仰仗于人说来轻松，实际操作起来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为了以身作则地改变出版界因没钱而经常延误的通病，《语丝》在筹备阶段就对自家刊物的资金来源有过规划：“至于《语丝》所需的印刷费，当时商定：由鲁迅先生、周作人、伏园和我，四个人来按月分担。李小峰当时没有职业，恃译书为生，就多出些劳力”。（注：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N].文艺报，1956年第16号.）虽然说内部集资是大部分同人杂志解决经费问题的主要途径，但这种方式的不确定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事的变动、薪金的增减、物价的涨跌，甚至交通和通讯等等，都有可能对资金的到位和利用产生影响。好在《语丝》从一开始销售情况就好得出乎意料，“第一期就再版了七次，共印了一万五千份”，此后也基本上维持了每期7千份左右的销量。非但不再需要个人支付印刷费，而且有了盈余，因此免去了几位先生的负担。只是支付各种费用虽已 不成问题，但以往的经验让主事者很难对刊物的运作太过自信。负责承印的北大印刷所坚持“先付钱再开工”的原则，让《语丝》不太满意。而且李小峰等人工作量繁重，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也非长久之计。因此，“成立一个自己的书局，以推动新文艺工作”（注：李小峰.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J].出版史料.1987(2).）的议案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李小峰、孙伏园等人的这些提议，是在他们主持后期新潮社的工作时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后期新潮社的失误和教训，直接促成了这些建议的提出，并为《语丝》的运作提供了直接的借鉴。 新潮社既是闻名遐迩的北大学生社团，同时还是一个出版机构。尤其是改组成学会之后，编辑《新潮》杂志只占据了社务的一部分，重心被转移到出版丛书这方面了：“发布些小册子，编辑一种人事学科丛书，一种思想潮流丛书，一种文艺丛书和其他刊物，这是我们的事业；此外也再没有我们的事业了”。（注：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新潮.第2卷第1期，1919-10-30.）然而，作为出版单位的新潮社远不如作为学生社团的新潮社成功。这种虎头蛇尾的局面，固然和主力成员相继离校或出国，以及校园团体本身的流动性相关，但主事者严重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对书刊经营方式不熟悉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简单地说，新潮社曾在两个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失误。其一，盲目乐观地估计销售情况，以致大量丛书严重滞销，到新潮社停止活动时，尚留下了“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七干部《点滴》”。（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A].鲁迅全集[C].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240)其二，新潮社从成立以来，就自动放弃了对经济的控制权：“银钱出入由学校会计课负完全责任，社的干事概不经手银钱。”（注：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新潮.第2卷第1期，1919-10-30.）在“五四”那个特殊的时期，由校方支付全部费用的方式，固然给风行一时的《新潮》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使得还是学生的编辑们无需为资金来源四处奔波。但是，这种筹款方法也为刊物埋下了不小的隐患：一旦校方的经费补贴不能按时到位，团体的各种活动就会立即陷于困境，刊物就无法准时出版。后期新潮社之所以变成了“一个一面积货一面负债的团体”，（注：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C].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P230)与当时全国教育经费的紧张很有关系。此外，《新潮》虽然是进入了市场渠道、对外公开发售的刊物，但社内无人关注具体的经营过程：“本社的成员向来不经手银钱的出入，所以印刷需款若干、售书得价若干，照例是不问的。”（注：新潮社的最近[N].北京大学日刊第1141号.1922-12-27.）不但经费的获得和支出都缺乏有效的管理，而且不得不长期拖欠印刷厂的费用，以至书刊的印刷和出版难以为继：“因印刷费的拖欠而影响了出版物的愆期，因出版物的愆期而本社失信于读者，影响到书刊的销路；因销路的减少而经济来源更加呆滞，印刷费遂付清无期，终至印局不肯再接受本社的印件。”（注：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C].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因此，当李小峰、孙伏园等人有意对新潮社进行改革时，首先就从纠正这两方面的失误着手。一方面，直接经管刊物的出版和销售，收回经济的控制大权；另一方面，想办法解决积压的书刊，以求重整旗鼓：“《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第一个字，叫‘北新书店’。”（注：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A].五四运动亲历记[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P282)然而，作为经济实体的书局和作为学生团体的新潮社之间，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不难从他们各自经营的刊物《语丝》和《新潮》不同的运作方式上略窥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