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广泛搜求与占有，一般被看做是最基础的工作和研究主体需要时时遵循的基本规则。这一点，既是学界的共识，也是每一个学术主体理应具备的常识。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搜求当然是尽可能做到既全又细，对此，只要研究者肯下一番苦、笨功夫是不难达到的。而占有的情形则无疑要复杂些。就我个人的肤浅理解，真正的占有，除了全面拥有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搜求、整理、甄别、考证及其最后的确认）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具体文献资料之功能的精确分析与把握，即感悟文献、确定文献被使用的途径以及文献的阐释可能性等。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进行的文献收集与整理，都有一个预置的学术目标：或是就对象原有的问题进行质疑引申，或是从新的视角实施别样的理解，或是依据某种理论模式展开新的探讨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同研究者面对同一对象所设定的学术目标，其差异是既细微又复杂的。此种情形，若从研究主体对文献的价值诉求方面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相还原”的需要，一类是理论阐释的需要。前者多体现在有关作家传记的研究写作之中；后者则大量集中于研究者在不同的时代语境驱使下对同一对象所进行的不断趋新的价值阐释里面——很显然，在这一类主要由研究者的阐释所构成的文献中，其阐释过程对以往文献的选择使用，无疑具有着鲜明的主体色彩。正是这些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对象不断阐释的积累，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研究历史。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如果我们有意去探查每一个特定对象的研究史就不难发现，在研究史形成过程里，许多文献被不断地重复使用，并且不断地生成着新的价值。无疑这说明了文献具有着多种被阐释而产生价值的可能性。同时又正是文献价值的可能性空间被不断地打开，致使文献的功能亦发生连续性的变异，这一切均影响并促动着文献的价值属性发生变化——即文献的价值，在被使用过程中对自身的陈述性功能的依赖日益弱化，而研究者借助于某种理论模式对文献的重新结构，不但使那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文献资料具有了新的功能，而且在新的价值系统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文献原本那些似乎是天经地义能够证明对象历史真相的作用被淡化，它们的价值状态亦由此不断被挪移到由时代语境所制约的修辞体系之中。研究主体对文献的使用，也因此呈现为一种修辞行为。我以为，文献与修辞的关系，便会产生一系列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有关文献的理论问题。 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比如，文献可以不可以进行类型的划分？有关类型的理念应当怎样确定？再比如，文献的价值生成，是来源于由自身“陈述性质”所决定的“自生产”，还是更仰赖于被修辞化处理的“被生产”？在文学研究的实际过程里，理论（阐释模式）与文献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一、文献的分类问题 提出文献的分类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常常感到特定研究对象其大量相关文献在内容方面的一般性差异，更多的是看到在文献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功能差异，尤其是文献进入不同的修辞语境、理论结构而产生的价值变异以及文献价值被不断“再生产”的可能性等方面。所以，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针对文献作为静态时的客观状态，而是针对文献之于实践时的种种情况。这是我们对文献进行类型划分的立足点。考察文学研究实际过程中文献的使用情况，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特定对象的相关文献，一部分是常常被用来说明特定对象的客观属性、存在状态及对象在物性生产过程中的相关属性方面的，这些文献指称的是“是什么”。就作家来说，比如作家的家谱资料、作家年谱、创作年表、作家自述、日记和见证作家的人士回忆中的那些陈述性的文字，有关作家的客观报道，作品的发表、出版以及与之相关的即时性的各类文字等。这些文献无疑都具有着“即时见证”性质，如照相一般，纪录、陈述是其基本的价值属性。它对于作家、作品的考证功能，对复原对象的历史面目，确认制约作家修辞行为的时代语境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把这一类的文献称之为“硬性史料”。 第二类，我称之为“软性史料”，主要是指那些非陈述性的、对包括作家作品在内的审美历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解读性资料。由于研究者是基于一定的站位和立场实施分析，虽然众多的研究者总是把追求真实作为目标，但是，因其所依托理论的有限性和不能不进行的价值判断，又每每与其真实的目标难以吻合——这是研究主体常常遭遇到的、又难以摆脱的困境。不过，也正是这样，才使得同一对象有了被历代研究者不断进行阐释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种种新的阐释与价值结论总要被超越，所有的价值都只是、也只能是过程性的。在这样的境遇中，作为生命体的对象，其生命的延展过程其实就是研究主体借助于某种理论对其进行阐释的过程。在接力赛般的阐释竞走里，研究对象的生命形态发生着悄悄的、连续不断的变化，它在日益远离其最初由相关文献、史料所形成的历史氛围，逐步呈现为一种被悬置的状态，从而由原来的特定对象（指由一种视野所锁定的状态）演变为一个完全的阐释对象（被不断阐释的状态）。特定对象与不同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连续性“遇合”，对象价值空间不断增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同一研究对象在众多研究者那里其价值性质的巨大差异性），我以为，这正是研究者假借某种理论或栖身于某个角度而对研究对象所进行的修辞化结果。研究对象的价值确亦愈来愈仰赖于由某种理论所建构起来的逻辑语境，而不是由历史陈述形成的事实语境。正是由于如此，所以，这一类分析性文献的价值内涵不但常常游离于对象之外，并且日益向思维层面靠拢，研究价值最终体现为研究主体在思维层面上的超越性。学术界常常强调的研究者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原始资料等，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类文献有可能形成对研究对象原初历史面目的屏蔽危险。如何看待这一类文献资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