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是文献问题。常见的突出问题有：使用史料时粗枝大叶，张冠李戴，史实讹误；不重视触摸、鉴别原始资源，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从而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被人牵着鼻子走；混淆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破坏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在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编辑过程中，不加说明就任意删改原作，造成了如鲁迅所说妄行校改的灾难性后果。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1](P185) 文献问题不仅仅指文献使用过程中的具体差错，而且还表现在对文献缺乏准确、深入的阐释，文献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死材料，而未能融入作家真切的生命体验，开掘出文献背后的精神，打开文献潜在的历史内容，它所直接生发的新的意义，没有给研究者提供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美国文学史家韦勒克批评说，文献工作者“他们往往过分集中于材料的搜集和梳理，而忽略从材料中可能获得的最终含义”[2]。 造成现代文学研究文献薄弱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困扰，也有研究主体主观唯心史观膨胀所引发的弊端，以及传统文献整理、研究方法和手段无法适应现代文化变革的需求，等等。 第一，战乱直接制造了文献的散佚和毁灭。军阀战争、特别是20世纪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对文献史料的破坏更是灾难性的。正如一则历史文献记载：“凡是日寇的炮火所到，日寇的铁蹄所到，不仅我们那里的男女同胞，或万、或千、或百、或无数的生命，横遭惨酷无伦的殷灭、屠杀和奸淫；……而且我们那里的文化，不管旧的或新的都横遭惨酷无伦的毁灭，都为之荡然无存。”该文还指出，北平自去年8月以来，是沉沦在日本强盗的炮火铁蹄之下了，“学府变成了日寇的兵营，万千学子和优秀的文化人士从那里逃亡出来，失学、失业和流浪；百年来新文化的文献，革命的文献被迫于数日之内焚烧殆尽”。[3](P12-13)北平是这样，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所有地区，文献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侵略者的占领也使研究者的生活陷入困境。没有尽头的流亡、流浪生活使他们失学、失业、贫病交加，根本无法从事史料的搜集、整理等琐细繁重的工作。如胡风所说，“炮声一响”，“门窗颤抖”，他们“跑向战火纷飞的战场”，“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乡村”，走向困苦的“长长的旅路”。[3]战争使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第二，研究主体文学观念偏狭，研究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如果说战乱是造成20世纪上半叶文献遭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下半叶出现的诸多文献失误则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偏狭有关。革命的胜利造成了一些人的错觉，甚至以为在学术上也可以心想事成、随心所欲，什么事不凭材料而靠主观想像就可以做得到；加上运动不断，一场一场的运动使研究者处于一种像沈从文所说的“避灾免祸”的精神状态。“避灾免祸”的心态助长了不尊重史料的媚俗趋时倾向的发展。还要看到二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大潮对文学研究的冲击。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暴发户心理，反映在研究上就是浮躁、急功近利风气的膨胀。出版物越来越多，但水分也越来越大。如果说主观主义盛行、搞运动使研究者处于“避灾免祸”的状态，被迫启动其生命自我保护机制，不在乎史料，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那么经济收入上的反差，则使一些人很难认真地坐冷板凳，再甘心寂寞地去做文献、史料搜集、研究这类工作了。 第三，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研究的干预。20世纪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最为激烈的年代。党派利益、政治利益至上的格局，在一定语境下对公正、公平的学术研究造成了伤害，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规则受到了漠视。由于学术分歧受学术以外意识形态分歧所左右，一些研究成绩斐然的文学大家，有时他们也混淆文学论争与政治斗争的界限，不能以事实为根据客观评价文学的是非功过。他们以语言霸权心态从事的研究，结论当然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这些文学指导者所做的报告、撰写的某些文章，火气很盛，对论战对方充满剑拔弩张的敌意，而无学术论争心平气和的真诚。这些文章由于居高临下的咄咄逼人和文献的疲软而失去了亲和力。 第四，传统文献学有关文献整理、校勘的方法不能适应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需要，新的现代文献学尚未建立，这也是造成文献问题日益突出的因素之一。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带来了文献工作的复杂性。由于传播方式的变化，在现代，“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展开的”[5]，期刊成了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这就使作品、史料的校勘和传统的校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从事校勘的学者多湛深经史，校理群书，无不精密。但他们的校勘，多限于考订文字，订伪补脱。新的时代对校勘的要求已经不完全是从文字到文字，从书本到书本，校勘开始和社会调查、访问知情者等多项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并运用新的校勘手段，扩展着自己的活动空间。以《师陀全集》的整理为例，在“以期刊为中心”的研究现实面前，就出现了较传统文献校勘远为复杂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