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专门做过文献整理工作，这项工作是需要功夫和毅力的，而且需要必备的条件，我不具备，也不行。考虑到会题有讨论“史料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二者关系的含义，结合我的研究，有一些话可说，就说一说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感”的重要性。 我在研究中是比较重视史料的，有对史料的敏感。我认为，文学史研究以史料（经过鉴别真伪的史料，亦可称“史实”）为基础，但文学史又不是史料的堆砌，不是鲁迅批评的“文学史资料长编”，要洞彻史料背后的人的生命现象，即具有“史识”[1](P102-103)。那么，文学史研究怎样才能从史料升华为史识，我认为二者之间缺之不可的中间环节是“史感”。什么是“史感”，“史感”是在文学史史料的触摸中产生的生命感，这种感觉应该以历史感为基础，同时含有现实感，甚至还会有未来感，史料正是因为在研究者的这种多重感觉中获得了生命。显然，我在这里谈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料发掘，我谈的主要是如何使我们已经占有的史料转化为我们研究中有生命力的成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史料的发掘。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感是怎样形成的？答案可以在现实感怎样形成中找到。我们对当下文学的感受，显然不仅仅是来自文学本身，而是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活生生的现实人生感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否则那些作品不会感动你。比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曾经极强烈地触动了我，这是和我的文革经历、和当时整个社会对我的影响直接相关的。但是，当我要研究这篇作品时，就不能局限于我自己的特殊感受，还要找到那个时代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感受，以形成我的“整体感受”，但这个“整体感受”是在我的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又丰富了我的感受。历史感的形成也是这样，我读文学史，首先就是去切实地感受那些大量的文学史料，要有感觉，这个感觉的形成就不能仅仅依赖于我在现实人生中的生命体验，要在这个基础上进入那个时代，进入那个社会历史氛围中，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感受”，这样才可能对自己所关注的对象在“感同身受”中产生自己特有的生命感。对史料在“感同身受”中的生命感，是我们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形成的根基（注：我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看了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敦煌再发现》，片中临摹和复制壁画的娄婕谈自己的创作体验时说，自己在临摹和复制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历史的生命感，这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文学史研究中触摸史料的感觉也应该是这样。）。正是在对史料的这种“感同身受”的生命感中，实现了我们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融会与互补，史料内化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精神主体的有机成分，从而升华出史识。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感受”？对此，我认为，就我们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绝不能局限于文学本身的史料。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论争是非常频繁的，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非就文学谈文学，而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冲突有密切关系的，并且这种论争直接影响了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革命文学论争”尽管暴露出很多问题，不尽如人意，但这场论争发生后，大多数从五四走过来的作家的创作转向或倾向于左翼文学。对此1934年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从“人”的觉醒到“阶级意识”的觉醒，是中国现代作家在“前进”中的必然要求，而且，“阶级意识”的觉醒较之“人性解放”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更加贴近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是他们在特定历史境遇和生存境遇中的生命体验的文学表现；进一步说，中国现代作家是在“人”的觉醒的基础上实现“阶级意识”的觉醒的，他们的“阶级意识”在本质上要求的仍然是“人”的问题，人的基本生存（人性）问题，人的“生存困境”问题。[2](P20)显然，鲁迅的这一史识，建立在他在这一过程的身临其境，他对新文学的这一发展趋向的“整体感受”之上。我们对这一史识的认识，同样需要建立在对史料的“感同身受”所必须的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整体感受”上。只有这样，我们面对的史料才可能从“故纸堆”中走出来，才可能从不切合我们的实际感受的既有描述中走出来，在我们的研究中获得生命力。 在这方面，鲁迅曾经提出他认识历史注重“野史和杂记”，因为它不摆史官的架子，容易从中感受和认识那个社会，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3]。这值得我们注意。就我自己而言，1978年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就有写文章的欲望，但阅读史料找不到自己真切的感觉，无从着手。1980年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的指导老师邹恬先生借给我看一本曹聚仁写的《文坛五十年》，这是一部“野史”，读这本书极大地开阔了我的史料视野，使我对文学革命为什么发展为革命文学有了一点自己真切的感受。曹聚仁并非左翼作家，但他在《文坛五十年》中谈到这么一件我们的文学史较少顾及的史实，“1924年春间，郑振铎翻译的《灰色马》（俄国路卜洵Bopshin）出版了，这部虚无主义的小说，到了现在，已为社会人士所淡忘，在当时却是文坛一件大事”，“《灰色马》的出版是热闹的。前面有瞿秋白、沈雁冰（茅盾）的序文，后面有俞平伯的跋文”。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他引出郑振铎在这本书的引言中所说的话，“这书不仅仅是文学，这是人生的悲剧”，“我觉得佐治式的青年，在现在过渡时代的中国渐渐的多了起来。虽然他们不是实际的反抗者、革命者，然而在思想方面，他们确是带有极浓厚的佐治的虚无思想，怀疑、不安而且蔑视一切”。曹聚仁由此提出，“佐治式的青年，也正是巴金小说中人物的写照，也可以说是所有那一时代青年的写照，虚无思想，实际上，乃是五四运动以后，最流行的思想”[4](P248)——这正是曹聚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感受”。这有助于我真切地感受到鲁迅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5](P159)，感受到那个像瘟疫一样漫延着的苦闷的时代病中人的生命表现；苦闷、虚无和怀疑，也正是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我们伴随着解放感的特有的心境。这使我自然想到五四后为什么会出现《沉沦》热，想到黎锦明在19世纪30年代初所说：“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生的巨大的反抗性，可以说是从《沉沦》中那苦闷到了极端的反应所生的。”[6]由此出发去读1924年前后的文学作品，使我对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所述五四退潮后苦闷期文学以及前面提到的《〈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中的史识，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真切的“史感”。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