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理论的异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各分支领域中，诗歌理论批评即狭义的诗学无疑是最为发达、也最具理论深度的。其之所以发达的原因，作为新文学和新诗开山的胡适后来曾有中肯的说明—— 在那个文学革命的稍后一个时期，新文学的各个方面（诗，小说，戏剧，散文）都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引起讨论最多的当然第一是诗，第二是戏剧。这是因为新诗和戏剧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一种根本的革命；诗的完全用白话，甚至于不用韵，戏剧的废唱等等，其革新的成分都比小说和散文大的多，所以他们引起的讨论也特别多。文学革命在海外发难的时候，我们早已看出白话散文和白话小说都不难得着承认，最难的大概是新诗，所以我们当时认定建立新诗的惟一方法是鼓励大家起来用白话做新诗。后来作新诗的人多了……于是新诗的理论也就特别多了。[1](P31) 这种诗论特多的趋势后来仍在持续，并且扩展到对整个汉诗的研究和更具普遍性的诗学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不少颇有理论深度的论著，以至于朱光潜先生在抗战爆发前夕的一篇文章中曾特地把“诗论发达”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大主要特征之一，并欣然首肯说：“这是好现象。”（注：朱光潜：《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编辑后记》，1937年5月出版。按，被朱光潜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四大特征的其余三点是“接受外国文学的狂热与翻译的发达”、“文学语言受外来影响剧烈变化”和“新风格与新技巧的尝试”。复按：该文在被收入《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时，“诗论发达”一语误为“讨论发达”。）这的确是个好现象。综观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各部门，诗论或者说狭义的诗学不仅最为发达，而且颇多自成一家的诗论专家，其理论思考的深度、广度及其系统性直驾古典诗学而过之，比之同时外国——主要是西方现代诗学也并不逊色；至于发表过独特见解的诗论文字的人就更多了。这是小说、散文和戏剧等部门不可比拟的。所以，中国现代讲学是一笔值得我们特别珍视的理论财富和诗学遗产。 或许正因为如此，近年来这一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陆续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纵观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局限，即大多数研究者把中国现代诗学和中国新诗理论视为两个完全同一的、可以互换的概念。这是一个本不应有而又可以理解的误解。不待说，中国现代诗学与新诗理论确有同一的一面。因为正是新诗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开启了中国诗学的现代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一进程。就此而言，人们把中国现代诗学与新诗理论简单等同起来，是情有可原的。但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新诗理论并不足以概括整个中国现代诗学。因为中国新诗理论所指称的只是关于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论批评，而中国现代诗学则涵盖了发生在现代中国的所有从现代观点出发的、富于诗学理论意义的诗歌批评和研究。就此而言，新诗理论只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部分——虽然是重要的、甚至可说是核心部分，但它并不能代表其整体。这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包含了发生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所有关于新文学的理论批评、但又大于关于新文学的理论批评一样。 这种异同的辨析至关重要。如此一来，不论现代诗论家们研讨的具体对象是新诗还是旧诗，是诗还是词，或者散曲，以至于是外国诗还是中国诗，都无关碍——只要这种研讨是从现代的诗学观念出发，具有现代的诗学意蕴，那就在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并且这样一来，我们才可能突破新诗理论主流观念的束缚，而将一些与新诗理论主流不同的诗学思潮，甚至一些与新诗理论无关的诗学流派和诗歌研究著述，纳入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范围，从而在占有更多样、更丰富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得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判。自然，研究视野和范围的扩大，并不是无标准地包容一切发生在现代中国的诗歌一诗学研究，仿佛贪多务得的老妈子那样“拣到篮里都是菜”。其实，中国现代诗学的概念在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的同时，也意味着更高、更严格的理论要求：只有那些以现代的观点进行的、并且富于诗学理论含量的诗歌理论批评和诗歌研究，才是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真正应予关注的对象。 当然，在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视野中，新诗理论各派——如白话一自由诗潮所信奉的自然—自由主义诗学，左翼一解放区诗歌所张扬的革命诗学，以及现代诗派所坚持的现代主义诗学——仍会以其显而易见的现代性或革命性而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但一个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者未必有理由把新诗理论主流作为诗学现代性的惟一标准，他还应该本着历史的同情，对那些居于新诗理论主流之边、之外以至相反地位的诗学思潮给予关怀，甚至也不妨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些非主流的诗学思潮是否也具有某种现代性。如果说历史真是所谓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矛盾的两面虽有主、有次，却没有哪一方能独占真理，那也就意味着现代诗学的现代性不是谁能垄断的独家货——新诗理论主流固然有较为充分的现代性，与新诗理论主流无关、甚至相反的诗学流派难道除了保守就别无长物了吗？事实上，某些反现代的运动就是现代性运动的必然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反现代就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批评家至少认识到了这一事实的存在，例如在美国现当代批评界独步一时的几位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欧文·豪和马泰·考林内斯库，不都把反现代视为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性相”吗？[2] 二、从文献做起和从问题入手：现代诗学研究的起步 面对丰富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遗产，一些前辈学者和同代的学术同行已为之倾注了10多年甚至逾20年的心力，但从严格的学术要求来看，真正学术性的研究也只不过刚刚起步而已。对此，我是经过了一个从盲目自信到重新认识的过程的，这个重新认识既指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实际及其研究现状的认识，更包括对自己的学术能力的自我反省。经过这番重新认识，我深感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最好先从文献做起，从问题入手，并据此对自己的研究计划和研究重心做了较大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