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中国诗歌在历史风云的激荡和自身裂变的阵痛中，从“精神贵族”的神坛轰然坠落，在摇曳生姿光亮炫目的“喧哗与骚动”后化解为无数碎片，旋即便归于宁静。当诗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退守到文化边缘的边缘，孤独地守护着寂寥的时候，于坚以其开阔恣肆、明净透彻的诗行，以远离玄学与神话的单纯，以关爱自然、向下探询的身姿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人们也随着他流动的诗行一起关注“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一同“守望黎明”，一块儿“飞行”于日常生活与口语构筑的民间。所谓“民间”，我们认为应该是诗人建立在乎民百姓、芸芸众生这一实体上的立场、视角和情怀。它之于一首诗的整体面目来说，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杂色性状，艺术上的本土气质与通俗性，内质上生生不息的喜乐精神，以及阅读上的亲和感。[1](p.253)2002年，于坚在瑞典奈赫国际诗歌节上的发言曾指出：“‘民间立场’，这个词不是‘大众’的意思，它在非官方的、口语和母语的、非时代性的、生活的日常性、普遍性的意义上使用。”在新生代诗人中，于坚不是倡导诗歌民间写作的第一人，他不过是以平民的身份关注经验、常识，注目“世界的常态”，跟自己“相依为命的东西，故乡、大地、生命、在场、人生”相亲和，[2](p.86)以坚持不懈的创作衍进和诗学阐释擦亮了“民间”一词，以其话语的民间性和叙说的民间感染力勾画出了具有独立品质的民间特征。 一、话语的民间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无情冲击，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自《诗经》以来负载着教育承、政治生活、文化消费等使命和重量，在“言志”、“载道”、“化民”的线形目标追求中扮演文化主角，重教化主情感、以精神思辨和感悟为根本特征的诗歌在远离经济的同时也被经济推至文化的边缘，面临被社会主流话语抛弃的现实困境。在此语境下，一部分诗人回归自我，构建被经济大潮冲刷得七零八落的“麦地”，一部分诗人则走向民间，沉潜到当下。从文学创作年表看，于坚的文学创作要晚于朦胧诗人，他的初期创作是受到了朦胧诗的影响并汲取了丰富养料的，只是敢于创新的于坚在朦胧诗争得一席之地时，以自己对诗歌敏锐的感受力和果敢的转折完成了对朦胧诗的转变。 在于坚看来，诗人和公民的身份于诗歌中是要截然分开的，诗歌不是高高在上的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喧嚣，而是关于人生和世界、关于永恒的充满智慧和幽默感的日常谈话。“诗人和公民这两种身份不要混起来。作为一个公民，你可以表达你对政治事件的态度。但在诗里面，我觉得诗人不应该有什么立场。诗人唯一的立场就是诗的立场。””从这一诗学立场出发，他的创作试图挣脱政治规范和意义的束缚，卸去意识形态的重任，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自觉地以平民的立场和视角审视社会与人生，把诗歌的主题从国家、时代、大文化转向个人、地方、日常生活和传统。在题材形态与现实的关系上，他的诗从时代中撤退，躲避崇高，淡漠强烈的时代政治感。他消解崇高，用冷峻的目光透视崇高，以冷静的态度剖析崇高，穿越崇高的五彩斑斓抵达其背后被遮蔽的真实。在《参观纪念堂》中，诗人跨越纪念堂的雄伟和肃穆，跳过人们对领袖的景仰与崇拜，大胆挖掘潜藏于民众内心深处的一点点猎奇与诙谐：“从各地赶来”是要“看看领袖长相”；看着安睡中的领袖静静地躺在水晶棺木里，便“想搔搔他的脚底板／瞧他会不会一下子坐起来／咯咯地笑眼泪直淌。”以平民的平视的视角关注曾经叱咤风云的领袖，淡化了笼罩在一代伟人头上的光环，削减了毛泽东的神性，再现了毛泽东平凡人的喜怒哀乐，恢复了其活生生的人性。教堂在信徒们的眼里是神圣庄严的，但在异教徒的诗人看来，它的核心是“冰冷的”，“里面 像是一个储藏室 烛光希微没有电／散发着霉味 在黑暗中守旧，”就连拯救人的灵魂、净化人的心灵、大智大慧的耶酥，原来不过是一个“痛苦的男人”，“是一个被涂了金色油漆的木偶。”上帝的寓所并非金碧辉煌，它的存在无法遮蔽它光芒四射的反面——黑暗、陈旧、空虚、虚伪，所以上教堂就不是对神灵顶礼膜拜，“只为了‘到此一游’拍些照片／作为回到故乡 向迷信的乡巴佬 炫耀的资本。”至此，崇高和神圣被消解得一千二净。所以，读者在他的诗中看不到政治风云的变换，揭竿起义的英雄，为民众奔走呐喊的时代代言人，感受到的是一位与读者一起讲述关于诗歌、关于世界、关于人等实实在在事情的谈话对象。但是，这并不是说于坚的诗与政治现实的表现绝对无缘，只是他在表现政治现实时采取了一种中性的写作立场，客观写实，远离形而上话语的现实理解，以不带价值判断的话语描写个人视界中的原生现实。因为他深信在诗里面“诗人不应该有什么立场”。[3]他将现实的重大变化融于人物、事件的客观变化之中。创作于1985年的《作品49号》，题材的选取与现实紧密相连，或者还可以说叙写的主题是宏大的：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人们带来了福音，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然而，这一主题是通过一个“开病假逛大街”、“把裤管改细学华侨”、“向很多人借过饭菜票”的青年的神话般的变化凸现的，整首诗洋溢着轻松、调侃、诙谐的氛围，观点在读者阅读的流程中自然呈现，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主题的宏大性。在《作品89号》中，作者也选取了现实题材，然而，作者将自己远远地隐藏在诗歌的背后，仅仅客观地叙说眼前目睹的现实：“……下午的玉米／是另一种金黄 辽阔只剩下一些局部 倒下的庄稼／像一捆捆缴获的枪支 它们再也不会丰富农业下个月／它们将在一份建筑合同中死亡。”他以民间的清醒和单纯让存在说话：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失去了金黄的秋天，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乡村与城市在此消彼长中强烈地对峙着。 话语的民间性，还表现在主动从空间和在场上重返民间。一方面，于坚坚守对自然的体味和守护，并以此追思诘问生命与存在的本源。他写下了大量的有关自然的诗，如《作品57号》、《高山》、《河流》、《山谷》、《阳光下的棕榈树》、《我看见草原的辽阔》、《滇池》、《远方的风》等。在他的视野里，自然的一切都是美的，但他的诗传递给读者的不仅是自然美的身姿与身影，也不仅是由其构设的风俗风情画卷图景，而是一种潜在的给人以内在心灵触动与启示的人格力量的美。所以，当“我”面对群峰时，群峰“使我永远对远处怀着／初恋的激情／使我永远喜欢默默地攀登”（《作品57号》）；当我置身茫茫草原时，“我”不敢喊叫“辽阔”，而“只能闭嘴 像个哑巴”，静静地感受“辽阔的草原”“为我拨开”“一只深远的牧歌”（《我看见草原的辽阔》）；当“我”行走于不熟悉的山谷时，也会虔诚地顺着淙淙流水的“声音前行”。“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是一种亲和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它不要改造、解放这个世界，而是抚摸这个世界。在诗人写作中，世界不是各类是非的对立统一，而是各种经验和事物的阴阳互补。天马行空，然而虚怀若谷。”[4]在于坚的笔下，自然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对象指称，它更指向主客交流中洞开的一种境界：“要看得远 就得向高处攀登／但在山峰你看见的仍旧是山峰／无数更高的山峰／你沉默了只好又往前去”（《高山》），“泥巴把河流染红／真像是大山流出来的血液／只有在宁静中／人才看见高原鼓起的血管／住在河两岸的人／也许永远都不会见面／但你走到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听见人们谈论这些河／就像谈到他们的上帝”（《河流》）。在这里，高山、河流与人彼此相融、相亲和，自然的人格和人格的自然互为投射，于坚正是以这种对云贵高原文化的独特理解来阐释对个体生命的领悟的，他试图从叙说空间的社会主题向自然的转向中，来完成对经济社会里人们远离生命本源、遗失自我、遮蔽自然本性的批判。另一方面，于坚一直努力撩开集体意识，还原生活的日常面目，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重新确立日常生活在文学中的地位，恢复日常生活在“生活”中的意义，从场上重返民间。回到生存的现场，回到常识，回到事物本身，一直是他写作的一种内在愿望，他认为“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也就是所谓常识的生活，这种生活其实正由于它的无意义才成为生活的常态和永恒。”[5]他的这一诗学追求让他把视角转向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坦然地关注都市平民世俗的、庸常的、琐屑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他截取日常生活片段，描写和展示生活的细节，展示生活的原生态，呈现艺术审美图式的生活化与世俗化。“他们又吵架了瘦男人和胖女人锻工和翻砂工吵架了／冰块辣椒石头镪水刀子大粪从套间里喷出／老远也听得见／……／后来他们手挽手进城后来买回一大包东西”，像这些活生生的平民形象时常穿行于于坚的诗歌之中，我们可以不经意地在他的诗中阅读到像皮球一样脏的二十岁的青春，拥挤简陋、恩恩怨怨吵吵嚷嚷的“尚义街六号”，灌注普通人生存窘迫和悲哀的罗家生。于坚正是以这种下倾的姿态，对民间的零距离接触，化解了诗歌的形而上，重建了普通人在诗歌中的地位，张扬了琐屑、“无意义”生活在诗歌中存在的权力，表现出了朴实深厚的民间情怀。于坚认为：“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对象，不是主体和客体，而是在世界之中。它歌吟的是世界赖以存在的基本事物，与生俱来的事物，人和世界的不言自明的关系。这不是关于‘活着，还是死去’形而上追问，而是存在者的天真之歌。”[6]于是，他将话语深入到世界之具体的、细小的、存在的事物之中，真诚书写个体的深切感悟，则更显示出民间关怀的魅力。“那是什么坠落 在十一点二十分和二十一分这段时间／我清楚地听到它很容易被忽略的坠落／因为没有什么事物受到伤害没有什么事件和这声音有关／它的坠落并没有像一块大玻璃那样四散开去／也没有像一块陨石震动四周／那声音 相当清晰 足以被耳朵听到。”（《坠落的声音》）这是一双“听不到表、蚊子、雨滴和落叶的声音的耳朵”[7]对声音的关注，与其说他是在用耳朵倾听世界，不如说是在用心感悟世界，从点点滴滴发现美、感受美。于坚对存在的物的关怀，将人们的视线由天空、神明、麦地牵引到当下，注目于存在的意义，更让人发掘生命的底蕴和生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