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不光是山西作家的骨干、主力，也不仅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还为国际文坛所关注，有人曾撰文指出：李锐是瑞典著名汉学家看中的少数几个有可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同时李锐又是一个十分独异的作家，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具有无人可以替代的独特性。他的独特性一方面同他的真实的“本土中国”、“人生”、“生存”、“语言”等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关涉到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主体身份”、“理想诉求”、“语言和主体的关系”，“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焦虑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元素综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李锐小说（或文学）的独特的“焦虑情结”，同时也成就了“李锐式”的独特的小说魅力。而我认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这独特的“焦虑——魅力”恰恰遮蔽抑或暴露了其小说或文学写作的局限、偏颇和保守性。因此，极有必要对其“焦虑——魅力”进行祛魅化分析。 王尧在《李锐论》中指出：“在对中国人生命处境的体察与追问中，李锐叙述了‘历史’之外的人生，并始终怀有深刻的语言焦虑”（注：《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这可谓是一种明晰之见，只是还不够深透。一般地说，焦虑来自于压力，但细解起来可能有遮蔽、障碍、断裂、失落、迷茫等不同的原因。布鲁姆把前辈诗人对后辈诗人的遮蔽、限制称为“影响的焦虑”，而在全球化和后殖民文化语境中，身份的确认、文化的认同，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价值“背反”则造成了时代性的“价值焦虑”或“选择焦虑”，或亦可概括为“主体性的焦虑”（具体又分为前现代的主体“回归”；现代的主体“反思”；后现代的“间性戏游”）。李锐的“焦虑”则另有异趣，虽在根底上仍未超出“主体焦虑”之场域，虽在表面上同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回归”、“反思”、“间性化”主题都有关联，可视为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主要是由对现代性启蒙话语的反思、清理、批判生成的，但若加细察深究，就会发现在实质上则琵琶别抱，另有意属。而这正是本文需要细加分析、阐明的。从总体上看，李锐的焦虑首先表现为“历史对生存压迫的焦虑”，进入他的文学视野的是中国百多年的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就其具体文本来看主要是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主义的）、高度政治化的、不断“左化”的、表面的理性偏执而实质的严重非理性和无序化的人的“异化”的历史。它靠一系列“理想——价值”模式和“权利机制”，建构了一个“历史”的王国，但却压抑、扭曲、排斥了人，换言之，漠视和否定了人的“生存”。于是他要使已然被宏大的历史挤压、排斥、放逐、遮蔽，以至被严重边缘化了的人的“生存”敞亮出来，还原一个真实的“本土化中国”，“去打捞和表达这所有的被‘历史’所遗漏的东西，这所有的被遗落在‘历史’之外的人的生命体验”（注：见李锐《旷日持久的煎熬》，散文集《不是因为自信》第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让真实的“小历史”出场，让千古不变的本真的“自然法则”说话，这看起来颇有点像当年的沈从文，或钟情于话语谱系、边缘档案的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等之所志、所为。也就是说，他清楚地认识到已被宏大叙事“正典化”了的“大历史”的虚假性、荒谬性、“否定性价值”、“专制霸权”，他要用自己的文学来拆穿这个堂皇的神话。其基本策略就是揭示和逼问其存在、发展的尴尬困境。 在李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旧址》中，他把历史融入家族，虚构了一个号为“九思堂”的李姓大家族，李家的小儿子李乃之后来参加了革命，建国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的副部长，结果，革命并没有使他逃脱厄运，他同妻子最后都惨死于“文革”之中。《旧址》就是以李三公的后人、确切地说主要是以对李乃之姐弟几人的命运、经历的长时段的展示，来突出表达历史对生活和人生所造成的正反悖论。最典型的可能要数历史对姐姐李紫痕的戏弄了，因为父母早亡，她为了保护弟妹不为族人所欺，不惜毁容吃斋，留在家里支撑门户；为了保护弟弟，她不管自己是否信仰革命，却毅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当弟弟被捕要被杀头时，又是她靠智慧和勇敢从军阀杨楚雄的屠刀下救出了弟弟；还是她，不顾个人得失毅然收养了堂兄——建国后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李乃敬的孙子李之生。但天意弄人，历史却执拗地演绎出了与她的愿望相反的发展轨迹，她的毁容吃斋最终并没有给弟妹们带来如愿的好运：妹妹李紫云，明明已有恋人陆风梧，却不得已嫁给了军阀杨楚雄；弟弟李乃之的那次因她帮助而死里逃生，也成了铸成他一生厄运的根源，最终难免惨死；那个被她收养的李之生以及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李家的下人冬哥也没有因为她的“拯救”而保全性命；她自己也死得十分孤独、凄惨，死后多日无人收尸。命运总是把人引向一个尴尬的与他们的意愿相背反的结局。关于李乃之命运的悖谬性，作品中有这样一段话：“他没有想到1939年12月的那次秘密枪决，竟会这样穷追不舍的纠缠着自己，从银城迫到延安，从延安追到北京，现在它又死灰复燃地追上来把自己置于绝境之中。李乃之终生不会忘记，自己面对冰冷阴森的枪口举起手臂高呼口号的那一刻，如果那一次真的牺牲了，自己将倒在纯粹而崇高的理想之中。但是自己却偏偏没有死，偏偏被固执的姐姐救了出来。可固执的姐姐不会想到，九死一生当中逃出来的弟弟终其一生也没能逃出那次秘密枪决的追踪，没能逃出自己家族对于叛逆者的报复。除了自己的口述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李乃之的清白。李乃之没有想到，自己舍生忘死一生追求的理想，到头来变成了一件自己永远无法证明的事情”。在作品中，不光李乃之、李紫痕如此，那个为白家香火考虑，设圈套使表妹成为丈夫的姨太太的白杨氏，甚至那个农民赤卫队队长陈狗儿，都一样地深陷矛盾和悖谬的命运陷阱中。李锐在《银城故事·代后记》中说他后来的银城系列仍然是对历史困境的逼问，历史仍然是“小说隐含的主角”。“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这是一种大悲剧，一种地久天长的悲凉。在用《旧址》做了一次表达之后，我总觉得不满，不够，远远不够……于是，就有了十年之后的《银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