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杂文变迁与栏目兴衰 1951年11月，中国文联派冯雪峰率领《文艺报》编辑陈企霞等人访问苏联，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学习“先进的苏联文学经验”，回国后，冯雪峰便从上海调到了北京，担任《文艺报》主编，此前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是当年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中的夏衍，他和彼此思想和理论有点接近的胡风一样，处于边缘位置，主要整理和注释《鲁迅全集》，此外就是和唐弢在上海筹备一个新杂志——《文艺新地》。 其实，对于建国后冯雪峰的职务安排，中央也颇费脑筋。他的身份本身就复杂，作为党和鲁迅的联系人，雪峰做过重大贡献；参加过长征；也蹲过集中营；但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却摆脱不掉一个“湖畔诗人”的冲动和率直，1937年与中央领导（博古）因思想分歧发生争吵，一气之下“回乡写作”。由于他在党内的资历，解放后不久，周总理指示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让冯雪峰担任一个出版社社长，但“级别要比其他出版社高点，工资要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小汽车”。对于调他来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并不情愿，一是和周扬有旧怨，如今周扬已是国家的文化领导人，其次，冯雪峰对行政工作也没有兴趣，如他自己所说，只想干一点“具体的文化工作”，“走单单做一个作家的道路”（注：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因为在他看来，“文艺上的地位不被承认，党内就不会有地位”（注：晓风《我的父亲胡风》第173-17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此时正值1951年全国整风运动，由于思想不足，丁玲主编的《文艺报》引起了主管部门的不满。冯雪峰成了合适的主编人选，可是对于《文艺报》的“行政工作”，冯雪峰没有丝毫的抵触，正如丁玲在检讨《文艺报》错误时交代，“我们都喜欢办刊物”（注：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文艺报》1951年5卷4期。），并一再推荐说，“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合适，我不是搞理论的”，“冯雪峰编《文艺报》比我好”（注：丁玲说：“由雪峰来编，我向来是这样主张的”。丁玲《我与雪峰》，《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 19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报刊逐渐兴起，也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也和现代报刊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也是冯雪峰这一代知识分子爱好办刊的原因。建国后，他最早注意从鲁迅1906年筹办《新生》文学杂志入手，来解释鲁迅的文化活动，将文艺报刊作为鲁迅新文化实践的起点。谈到鲁迅的杂文，他也是较早注意到鲁迅利用报刊传媒的“游击战”方式，说鲁迅“是那个时代很好的报刊作家，他一直是为报刊写文章的，而且很注意使自己的文字适合各种报刊的风格”，“在正规的意义上说，由‘新青年’专栏和《随感录》才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活动”（注：冯雪峰《鲁迅的政论活动》，《冯雪峰论文集》（下）第4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而且在具体写作方式上，鲁迅杂文的写法“是随时随地留心报纸，有时候，把报纸上的材料剪下来，加些按语，就成了一篇很有力的文章了”（注：他举了鲁迅的《水灾即“建国”》、《学生和玉佛》、《不通两种》、《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等多篇文章为例。见冯雪峰《鲁迅的政论活动》，《冯雪峰论文集》（下）第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 鲁迅的方式自然也影响着他，冯雪峰除了担任《文艺报》主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还身兼数职，不仅出版烈士遗著（注：冯雪峰在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时期，负责整理出版《瞿秋白文集》，此外1951年还编辑出版方志敏遗著《可爱的中国》（上海出版公司），后来《可爱的中国》发行量一百多万册。）；还要忙着注释《鲁迅全集》，并且还负责主编大型丛书“新文学选集”。即便这么繁忙，他仍化名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到《文艺报》后，他的一个大动作就是加强了“新语丝”栏目，首先是将不能定期发稿的“新语丝”栏目正常化，并在数量上由原先每期一、两篇，增加到四至五篇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仅1952年—1955年任《文艺报》主编时期，他发表在该报上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常常同一期中他的文章居然有四五篇之多，比如：1952年四期：《欧阳山等人的例子说明了什么》（署名于子）；《毒菌的话》（署名俞密）；《不要停留》（署名白芷）；《美俘的命运》（署名李雍）。1952年七期：《胜利在于彻底》（署名于子）；《士不可夺志》续记（署名李雍）；《人定胜天》（署名俞密）；《必须坚持工农兵方向》（署名甘泉）。 在中央一级刊物上，如此集中地发表文章，而且是自己主编的刊物，这在建国后并不常见，以致后来有人批评他在《文艺报》工作时，指责他在《文艺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过多。如果考虑到他同时在《新观察》、《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会发觉他似乎有意识地延续鲁迅报章写作传统，做一个“报刊作家”。在《文艺报》中，除了一些重要的长篇论文冯雪峰用了真名，其它文章均是临时性的笔名。总的来说，解放以后，作家们已经减少使用笔名，临时性的化名更不主张使用，笔名被认为是言论不自由的产物，是文人自古而来的士大夫趣味，《文艺报》这个时期的稿约中就鼓励投稿者使用真名。同时，使用真名也是增加对稿件责任感，比如“读者来信”。但对冯雪峰来说，这种办刊方式的变化对他好像没什么影响，一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使用临时性的报刊笔名（注：主要有：雪峰，画室，孟烈，何丹仁，冯福春，维山，洛扬，成文英，易水，吕克玉，丹仁，O.V.蓝布，海曙，海辰等。），比如主编《东南日报》副刊“笔垒”时，同样化名“木亭”、“方雨”、“庚少”、“五里”、“史木”等发表杂文，而在《文艺报》，他使用这些笔名多的是写“短评”，这里不能不提到冯雪峰在建国后杂文转向中的位置。 建国后不久，关于要不要杂文的讨论又一次浮出水面。第一次文代会刚结束，上海的文艺界就以《文汇报》为中心，爆发了“解放后还可不可以写杂文”的争议。很快，北京的文艺界就有了回应，《文艺报》从1949年3月创刊到1949年5月改版，一直有所关注这起日后被称为“别有用心”的讨论，其实无论《文汇报》还是《文艺报》，讨论的意义都超越了问题本身，其更大的背景在于中央对于地方文艺走向的关注，冯雪峰是这场京海论争中不可忽略的一位。由于和鲁迅往来密切，以及常年编文艺杂志，他对杂文写作很有兴趣。早在40年代，他的杂文就有名气，也因此在国统区他和鲁迅的杂文同样获得毛泽东的赏识（注：毛泽东早年很欣赏冯雪峰的诗文，参见孙琴安《毛泽东与作家们》，《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28日。汤逊安《他首先是共产党人》，《东海》1980年第1期。）。对于今天需不需要杂文，作为左翼理论家，他自然意识到杂文对于左翼文学的意义；但是延安“野百合花”事件后，已经不需要“鲁迅笔法”，当代杂文面临着一次转型，在轰轰烈烈的建国初期，这种杂文观的转变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很容易被接受。因此，如何将这种写作方式参与到国家建设当中去，如何让杂文“提高一步”，成为讨论重点。《文艺报》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批评了一些人一提到杂文，就是同现实“搏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应该有对生产建设的“同情”，应该看到现实主义远景。《文艺报》开创杂文“新语丝”栏目，开篇就是胡乔木的《短些，再短些》，胡乔木认为，新的时代，文章要简明扼要，节省劳动者的阅读时间，从具体写作体式对新时代的作家写作进行干预。丁玲做主编时，《文艺报》因征求“富有思想性、战斗性的、关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短文或杂感”，已经被批评思想倾向有问题，况且来稿也很少，大多数都是编辑部自己捉刀。最后越来越多的“短评”取代了“语丝”，《文艺报》上新语丝栏目也逐渐向“短评”栏目转变，而冯雪峰在这些短评类杂文中，除了在揭露美帝方面有着“战斗性”外，再没有解放前的“投枪”和“匕首”，直到1953年栏目完全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