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短篇小说中的名篇。研究者在论及这篇小说的时候，大都把主人公——十八岁的农村少女贞贞称作（看作）“军妓”或者“随营妓女”。但这种表达（也是一种认识）并不确切。因为贞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军妓”或者“随营妓女”，而是一位被日军掳去作为性工具的中国女性、一位“慰安妇”。“军妓”一词表达的仅仅是妓女与军人的关系，只有“慰安妇”这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词，才能表达韩、日、中三国的某些女性与日本侵略军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妓女与军人、女性与男性的关系，而且包含着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慰安妇问题是性问题与国家问题、民族问题的混合物。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将贞贞称作（看作）“慰安妇”的仅有日本学者中岛碧一人。她在《丁玲论》一文中这样说：“女主人公贞贞，过去曾被日本军拉走，强行做过‘慰安妇’。后来却利用这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注：原载日本《飙风》1981年第13期。中文译文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丁玲研究资料》。）这显然是因为，中岛碧作为日本学者、作为一位女性，更容易以慰安妇问题为背景来阅读《我在霞村的时候》。 在确认了贞贞的“慰安妇”身份之后，能够发现，《我在霞村的时候》有可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的一篇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将贞贞作为慰安妇置于与日军、与边区政府的特殊关系中来理解，作品的某些隐秘才能被揭示出来。 慰安妇之所以称其为慰安妇，取决于被充作性工具的女性接受了日军强加给她们的性角色——无论是自愿接受还是被迫接受。1940年前后，丁玲创作了两篇以遭受日军强暴的中国女性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一篇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另一篇是1939年春写于延安马列学院的《新的信念》。在《新的信念》中，遭受日军强暴的中国女性陈老太太等人拒绝、抵抗那种屈辱的生活，或者选择死亡，或者逃出虎口控诉日军罪恶以激发同胞的抗日斗志，因此她们虽然受辱却并未成为慰安妇。而贞贞不同。她没有反抗，没有逃走，因此她成了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也变得暧昧。虽然得了性病，但在为日本兵提供性服务、与日本兵相处的过程中，贞贞甚至学会了日语——即“鬼子话”。她对“我”说的那段话包含着更多的信息：“日本的女人也都会念很多很多的书，那些鬼子兵都藏得有几封写得漂亮的信：有的是他们的婆姨来的，有的是相好来的，也有不认识的姑娘们写信给他们，还夹上一张照片，写了好些肉麻的话，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心的，总哄得那些鬼子当宝贝似的揣在怀里。”学日语、一起欣赏来自日本的照片和情书（这些照片和情书显然是战争中日本的“国防妇人会”为鼓舞日军士气而让日本女性邮寄的，丁玲的描写具有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生活并非那么残酷。尽管在村民的想象中贞贞“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但事实上从日军炮楼回村的贞贞却是“更标致了”。活泼、洒脱，脸色红润，目光安详。村民们虽然蔑视她——所谓“不干净”、“比破鞋还不如”，但蔑视之中又有几分艳羡——即所谓“更标致了”，所谓“手上还戴得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所谓“说是还到大同去过，很远的，见过一些世面，鬼子话也会说哪。” 在小说的这类描写中，贞贞不像是自魔窟中归来，倒像是从与乡村生活不同的新生活中归来。她与日军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交战国国民之间的关系，而是接受了“慰安妇角色”的中国女性与日本兵的妥协关系（妥协之中似乎还有几分温情）。在这种关系中，日本兵亦不再仅仅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反而有了几分人性。至于那些有机会“念很多很多的书”、能写信的日本女人，甚至是值得中国北方乡村的女性羡慕的了。简言之，对于侮辱自己的日本兵，贞贞显然缺乏陈老太太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 《我在霞村的时候》问世近六十年，研究界对于贞贞这一形象的评价以肯定与赞扬为主。较早并且较有代表性的当为冯雪峰的观点，所谓“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出了她的丰富的有光芒的伟大”（注：《从〈梦珂〉到〈夜〉》。原载1948年1月《中国作家》1卷2期。）。近年依然有人认为：“《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被泼上那么多污水，心身经受了那么深的摧残，但却在传统的阴霾中放射出圣洁的光辉，在人生逆境中表现出解放区新人的独立意识、自觉精神和峻洁人格”。（注：张大雷《要做一支白色花——论丁玲的创作个性》。收入《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这类评价显然漠视了贞贞与日本兵的关系中暧昧的一面。认为与日军苟且的贞贞有着“峻洁人格”，总有些勉强。类似的评价如果是送给自日军魔爪中逃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的屈辱激发出村民斗志的陈老太太，也许更恰当。 耐人寻味的是，在50年代后期批判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时候，某些批判文章倒是注意到了那些赞美贞贞的评论家们所忽视的贞贞作为慰安妇与日军的暧昧关系。不妨举陆耀东与华夫的文章为例。陆耀东1957年底发表的《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注：《文艺报》1957年第38期。）一文谈及贞贞的时候这样说：“日本法西斯军队突然来了，把她捉了去。这时候，她却一点也不反抗，屈辱地跟着日本人跑，让日本强盗任意侮辱，与许许多多日本人发生关系，以致染上了性病”，“顺从地与日本人一块儿生活，像日本法西斯的军营里的妓女一样。”华夫1958年2月发表的《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注：《文艺报》1958年第3期。）一文认同了陆耀东的观点，对贞贞与日军暧昧关系的把握也更细致。他说：“她在敌人那里当了一年多的军妓，‘当时倒也马马虎虎的过去了’；还学会了一口日本话；在和敌人鬼混的时候，还兴致勃勃地欣赏‘那些鬼子当宝贝似的揣在怀里’的照片和情书，拿肉麻当有趣；回来以后，‘说起鬼子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一点也不害臊’。”——因此陆耀东在其文章中对前述冯雪峰的观点进行了合理的否定。陆耀东认为贞贞在日军那里的表现“是严重地丧失节操”，“不仅是一个女人的贞节，更重要的，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民族敌人面前应有的气节”。这种看法至少适合成为情报员之前的贞贞。贞贞确实曾经是一个“双重失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