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亵渎父亲”是一个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现象。贾植芳先生就曾指出“亵渎父亲”“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也有探讨的价值”（注：贾植芳、王同坤《父亲雕像的倾斜与颓败——谈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亵渎父亲”母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贾先生强调只有在20世纪这个时段，父子问题才能浮出水面，而时间悠长的古代文学，尽管“备受父权压制”，父子问题在文学中还未能成为一个问题。贾先生的论断映现一个事实，即“亵渎父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个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青春的气息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新文学作家大都站在“儿子”的立场上对父权进行颠覆，通过父子故事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主题。研究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的“亵渎”，对理解20世纪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无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域。本文尝试对这个重要的问题作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不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层。针对传统父型文化孝的话语对子辈所要求的服从来说，本文视儿子对父亲向度中的背离、亵渎、包括无意识中对父亲的背离或攻击欲望，均以“篡弑”（注：《辞源》释“篡弑”：杀君夺位。《辞海》释“弑”：封建时代称臣杀君、子杀父母为“弑”。本文在父子关系的考查中取儿子对父权的反抗、背离、背叛的引申义；此外，还与父亲对子辈的“阉割”相对应。）指称其主题意蕴。本文分析“篡弑”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产生的背景与原因之后，对这个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现形态、发展变化作一梳理，指出其共性特征、意义和局限。 一 父子故事，一般在社会与家庭问题小说中容易碰到，多数表达为伦理的思考。一个基本事实是，伦理的思考，在清末民初的小说中远不及政治的思考，而在伦理的思考中，对家庭问题的思考，涉及男女平等的占绝大多数，涉及父子关系则少而又少。在这少而又少的创作中，父子关系仍然脱不出孝的话语。这从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家庭卷》、《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伦理卷》中所涉及的短篇小说可以看得清楚（注：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家庭卷》、《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伦理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从清末以来所说的“家庭革命”，有声有势，矛头一直指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在现实家庭与文化思考中还不成其为一个问题。理由是，父子话语，从清末以来的应用，多作为政治的隐喻，具有外向性的特征，暂时还未能向内转，未能从思想与文化的深处反躬自身，（注：丁伟志认为：“直至辛亥革命前，在中国国内思想领域中宗法伦理和传统文化的统治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见《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晚清国粹主义述论》。）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在新文化浪潮冲刷下，以《新青年》作者群陈独秀、吴虞等人为代表的知识者，展开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陈独秀强调“以个人本位，易家族本位主义”（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吴虞说：“儒学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之根干贯彻始终不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认为传统文化的忠孝合一，“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五四时期对孝的批判，是对礼教批判的深入，陈独秀指出：“三纲”强调的是“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注：《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易家钺也指出：“中国的家庭制度，父母是一家之长，为人子的，都受他两亲的支配，简直与美洲黑奴一样”（注：《我对于孝的观念》，《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期，1920年年4月15日。）。这些论述，揭示了孝作为封建专制的文化机制及其对人性的残害。 启蒙思想以外来的话语角逐合法地位，传统孝的话语被挤压、被排斥，这就是父子问题浮出水面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新旧文化转换一个方面的重要现象。因为父子这个意象，作为政治的隐喻、纲常的表述、孝的具体实现等等，都在其涵盖之中。在现代文学中最先表达了父子关系中的“篡弑”意味的是胡适和鲁迅。1919年，胡适写作了一首新诗《我的儿子》，鲁迅写了一篇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当时都引出了讨论（注：与胡适《我的儿子》的观点进行商榷的是汪长禄，胡适做了回应。以书信的形式一来一往共两回，发表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四号和第三十五号上。鲁迅的文章引出缪金源的《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子》，发表在《解放与创造》第二卷第七号，1920年4月1日。），这说明他们抓住了一个要害的问题。胡适的《我的儿子》发表于1919年8月3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全诗写道：“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掛不起来了！／如树上开花，／花落天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这首诗所讲的父子关系，在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最早表达了“篡弑”的意思：其一是“无后主义”，漫不经心的、近似调侃的态度，表达对祖先崇拜不以为然，对祖先大不敬。其二是父与子“无恩”的思想。鲁迅则讲得更彻底，“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在父子问题上，关键是在父亲，原因是中国的“圣人之徒”，“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与胡适一样，鲁迅也是站在父于子“无恩”论的立场上，鲁迅认为，应该放弃那种“堕落”的“报偿”思想，“以为幼者的全部，理应做长者的牺牲，”那是要不得的，应该将“长者本位”改为“幼者本位”。 同样写于1919年的冰心的小说《斯人独憔悴》，注意到了文化中的“惯用语”（如“眼里没有父亲”、“无父无君”等）在父子关系中对儿子的阉割。比较来说，在父子关系的思考中，胡适、鲁迅更侧重子辈的独立人格和权利要求，体现了启蒙思想者对个体性、自主性人格的倡导。郁达夫说：“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的，为道而存在的，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注：见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我们看到，孝所规范的人，正如郁达夫所说，为君、道、父母所匡限，其体现的秩序，正是一种被拉康所描述的“象征秩序”所涵盖，在这样一个“象征秩序”里，为人子的名分、位置、功能都早巳被规定，在这个秩序中，一切都不容置疑，不容许有混乱、歧义，儿子一直被一套话语所制约。所以不是儿子在说话，而是话语在说儿子。因此，只有在历史的转换中，自闭的文化逐渐被拉开了缺口，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为卑贱的儿子输入了他者的话语资源，对“人之子”的追求，开始了其在父子关系中的“篡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