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属新编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在“附录一”部分，收有《“三十年集”编目二种》，此篇作为“一九三六年”的第一篇。注释里说：“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指出“这是鲁迅为集印三十年来的著述先后草拟的两种编目”。注释中还引用鲁迅在1936年2月10日《致曹靖华》信上的话，作为系年的依据。 最早将鲁迅这两份编目提供给读者的是许广平，她在1938年7月7日写定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指出：“先生遗稿中，即有手定的著述目录二纸”。她在全文引用两份编目后又指出：“前一书目中，还没有把《集外集拾遗》豫算成书；《且介亭杂文》的书名，亦未拟定。后一书目，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以后修正的，就比较完备了。”许广平在两种编目产生的时间关系上讲的比较谨慎，对于前一编目，没有具体地框定时间，对后一编目也只说“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以后修正的”。其实，在后一编目中“《且介亭杂文》的书名，亦未拟定”，鲁迅写的还是“且介居杂文”。当然，“一九三五年以后”，就是《鲁迅全集》第八卷所标示的“一九三六年”了。但这只能算是就后一编目的初步估算，如认真地加以分辨，这一估算则未见得精确。 首先，来看鲁迅的原稿。前一编目是写在印有“松古斋”名号和鱼尾纹的朱丝栏抄书纸上，这种纸是鲁迅晚年用来写日记的，一般不作文稿纸来使用。这份编目用的是裁开的“松古斋”的后半页。鲁迅以“人海杂言”、“荆天丛笔”和“说林偶得”三部分来分类，另外加上《两地书》，共著录了书目二十四种（内《古小说钩沉》分上、下册，作一种计）。仅有《花边文学》、《且介居杂文》、《二集》和《古小说钩沉》、《两地书》之下未标出各书的页数，却在《集外集》书名下标出了160的页码，在《故事新编》书名下标出了130的页码。按，《集外集》的出版期是1935年5月，《故事新编》的出版期是1936年1月，说明鲁迅手书的前一书目，只能是写于《集外集》已出版，而《故事新编》已经有了排版清样以后的1935年下半年，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后一编目，鲁迅是写在白纸上的，共开列书目二十六种，较前一编目增加了书目两种，即《集外集拾遗》和《起信三书》。正如许广平所说的“前一书目中，还没有把《集外集拾遗》豫算成书”。编目中在《花边文学》、《且介居杂文》、《且介居杂文二集》、《两地书》、《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以及《古小说钩沉》、《起信三书》、《唐宋传奇集》的书名下均未标出页码。因为《两地书》是横排本，不同于其它各书是竖排的，虽然早已出版，也和未出版的各种集子同样作不明页码来看待，这与前一编目中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只是在已出版的《集外集》书名下也略去了页码。但是，鲁迅在前后两种编目中都把《且介亭杂文》写成是《且介居杂文》。1935年底，鲁迅编辑文稿时，在《且介亭杂文》一书《序言》手稿的文末，注明的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说明最迟到1935年12月底，鲁迅已将“且介居”正式定名为“且介亭”了。那么，写着《且介居杂文》书名的两种编目，准确地说，都只会是1935年12月底以前的产物，而不能把它们放到“一九三六年”里去。因为，鲁迅不可能在《且介亭杂文》已排定目录、写出序言后，又在编目中写成“且介居杂文”，这是显而易见的。许广平所说“后一书目，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以后修正的”，并没有肯定地说成是“一九三五以后修正”，只说“大约是”，仔细考校起来，鲁迅手书的两种编目，其实都是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写出来的。 鲁迅手书的这两种编目的起因，应该说是由于杨霁云提议编印《集外集》而引出的。至于1936年2月10日鲁迅在《致曹靖华》信里说的：“回忆《坟》的第一篇，是一九○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二百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记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这已经是鲁迅在心目中筹划已久，想定了方案以后谈的。因为，早在1934年5月6日，鲁迅就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谈道：“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鲁迅在此信中第一次回顾了自己“三十年”来的著述情况；随后，鲁迅又在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信中感叹道：“未印之拙作，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当《集外集》出版以后，鲁迅针对该书原稿被当局抽删的情况，于1935年2月10日《致杨霁云》信里提到：“因印《集外集外集》（此非真名，真名未定）”之事。直到1935年12月23日《致李小峰》信中，鲁迅才明确提出了：“《集外集拾遗》抄出大半”。至此时《集外集拾遗》的书名才算定下来。从《集外集》到《集外集拾遗》书名的变化，可以证明鲁迅前一编目写于1935年5月《集外集》出版以后；而后一编目则写于1935年12月，全都是1935年间的事情。当鲁迅想定了《集外集拾遗》的书名时，“且介亭”之名尚未确定，到年底鲁迅编“狗儿年杂文”时，才正式定名为《且介亭杂文》。以上这些考索，足以说明《鲁迅全集》第八卷收入的《“三十年集”编目二种》，均是1935年写出的，按时间排列，是不能算做“一九三六年”的。 在系年的问题之外，《鲁迅全集》第八卷的《“三十年集”编目二种》一篇中，还存在排印的错误，就是在前一编目中有一处漏排，和几个符号的误排。漏排的是在前一编目下面中文数字的第一行，在“二六○○○”的“六○”两字中间的上方，鲁迅手稿上本来写有一个简写的“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据1938年版重排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在书后“附录”的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的引文中，也是有这个“万”字的。误排的地方，也出现在中文数字当中，鲁迅手稿上在第二行起的前两位中文数字下写的是圆点，《鲁迅全集》第八卷上全排成了逗号。这两种漏排、误排是与鲁迅手稿不一致的，既然《鲁迅全集》收入《“三十年集”编目二种》是“据手稿编入”的，修订《鲁迅全集》应该恢复鲁迅写件的原样才是。 （二） 《鲁迅全集》没有收入的鲁迅自著编目还有一份，应该算作一篇佚文。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文献图传》“在上海”部分，刊有鲁迅这份编目手迹的图片，图下注明：“鲁迅自拟作品集目录。写于1936年。25.8cm×31cm。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这份编目手稿的内容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