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云波先生著文称“‘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变迁具有文化转型的意义”[1]，本人对此深表赞同。该文触发了本人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尤其是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关系。文学的雅、俗之辩是一个老话题，新武侠小说的出现与流行又使人们重新瞩目这一话题，但在以往的论辩中，似乎极少将其看成是一个“历史问题”——即从中国文学发展史角度来考察，更未能从传统文化的运作方式角度来考察。事实上，文学的雅与俗是历史的，更是文化的，只有明确了文学雅、俗之分的历史过程与文化机制，才能更清楚地定义雅、俗文学，进而分析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郑振铎曾为俗文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也就是大众文学。换一句话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称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2]他进一步列出了俗文学的六个要素，把小说、戏曲之类均划人俗文学。如果用五四时期的概念来界定，郑振铎的俗文学大概可以叫做“山林文学”，与之相对的雅文学大概可以叫做“庙堂文学”。但中国古代文学实在太复杂，郑振铎的划分仅就大体而言也并不能完全适用。严格意义上的雅文学在中国古代大概只有两类，即“诗文”，并且还应该是古诗、格律诗和以秦汉、唐宋古文为代表的散文，作为“诗之余”的词和铺张华丽的散文变体之赋未必完全能够挤入雅文学的殿堂。然而，即使是这样，雅、俗文学之间也仍然呈现出交错融通的发展态势。例如，在传统观念中，《红楼梦》是典型的俗文学了，但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属于雅文学的诗歌；《西厢记》、《牡丹亭》在当时看来不仅属于卑俗之流，简直有诲淫诲盗之嫌，但其中优美的诗词和典型的意境不仅与作为雅文学的诗词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对其后的诗词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呈现出了雅俗互渗的态势。很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诗词化倾向，殊不知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动力所在。作为雅文学的诗词并未因“流入”俗文学而降格，反而扩大了其表现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为自身注入了新的活力因素；俗文学的形式也确实因融入了雅文学的成分而提高了艺术品位，增加了其思想文化的内涵。实际上，两种文学的结合决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相互融铸和改造。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是很难分离出所谓纯粹的雅文学和俗文学的。 陈平原在研究了郑振铎的定义后，认为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与郑振铎的定义有距离，他借用了阿诺德·豪泽尔的定义来说明问题。阿诺德·豪泽尔认为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最大区别在于“民间艺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很难区别，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但对通俗艺术来说，其消费者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没有创作能力的公众，其生产者则是能够满足变化着的需要的专业人员”。陈平原接着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江湖奇侠传》、《啼笑姻缘》不是俗文学，明清以来的绝大部分章回小说也不是俗文学。”揣摩他的意思，是说这（按理推《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代戏曲小说也是一样——引者注）不属于郑振铎所说的俗文学。但陈平原紧接着说：“如果用民间文学（俗文学）、高雅文学（文人文学）和通俗文学三者的消长起伏把握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那么，20世纪以前基本上是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对峙，20世纪则主要是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峙。”[3]这一论断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不相符的。 一般意义上的俗文学由两大部分组成，即一般理解的民间文学（如民歌、故事等）和由文人创作或经过专门加工的介于雅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那一部分（如《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后者在今天是雅文学，但在古代却是俗文学。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界定文学的雅俗问题。阿氏的界定标准主要针对欧洲的情况，对于通俗文学的界定更是突出了现代对象的特点。如果仅仅限于划分雅俗文学倒还罢了，关键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雅俗文学的对峙与融通，而实际上，如果能够按照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划分雅俗共赏文学，这一观点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是适用的。因此，具体分析中国文学的特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雅俗之分的实质在哪里？一面是由雅俗而导致了对立与融通，另一面正是文学的对立与融通才有了雅俗之分，其实后者才是雅俗之分的本质所在。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划分出中国文学的雅与俗来。 关于中国各体文学形式的产生，鲁迅曾经有过一段经典论述，意思是说中国的文人总是从民间获取文学形式，拿到自己的手里，等玩得没气了，便掐死扔掉，再到民间找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从总的方面来看，这是不错的，例如，雅文学形式律诗就来自俗文学形式民歌，而且二者之间是对立融通的，并且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动力。但鲁迅的话却又不能穷尽中国文学的大多数情况，更未能揭示中国文学雅俗对立的本质。 中国社会有着与世界其他民族都不相同的独特的运作方式。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民族文化的“哲学突破”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就形成了政统、道统和学统，政统是统治者的法令制度，道统是政治意识形态，而学统则包含了以学者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微妙的。学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道统的源头活水，政统在思想上受到道统的支配，但同时政统又可以管束道统，更可以压制乃至摧残学统。然而，学统是道统和政统的基础，虽然柔弱却具有不可摧毁的永恒的韧性，它以其不竭的活力向道统和政统渗透着合理的文化理想。 中国文学的内部运作方式也是与上述“三统”的运作方式相对应的。在一定意义上说，雅文学主要属于道统和政统的范畴，而俗文学主要属于学统的范畴。只有这样划分中国文学之雅俗，才有意义。否则就不能深入中国文学的内部，只是在一些无法取得内在依据的外在枝节上争论一些无法说清楚的问题。 中国的雅俗文学显然是一个动态系统，《诗经》在春秋以前是俗文学，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到了汉代首次成为雅文学，尤其在郑玄笺注以后，更成为不易的经典，使之与民歌对立起来。此时汉乐府是俗文学，但到了魏晋南北朝和唐代便成了雅文学。唐代兴起的词是俗文学，但等到苏轼“为词立法”，使词成为时代精神的表现者，便成了雅文学[4]。至于由唐宋兴起至明清而到达顶峰的小说，则是另一番景象。此时，以诗、词、散文为代表的雅文学“温柔敦厚”的诗教已不再是一统天下了，随着社会历史的转型，以小说为代表的“冲突的美”走上历史舞台。此时，以诗、词、散文为代表的雅文学与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形成了整体的对峙。而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接受了传统小说戏曲的观念，传统小说戏曲也就成了雅文学，我们今天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也是雅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