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就是依据一套既定的道德体系来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1](P6)，它力图通过“探究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出一些理则，让个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养符合这些规则”[1](P4)。这些理则就是社会中人所遵循的伦理道德秩序。不同的时代社会总有不同的伦理道德规范人的行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推行诸如取消封建包办婚姻，组织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事物等改造措施，促使当代中国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公民权、选举权、同工同酬权。建立在三纲五常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大厦轰然倒塌。“十七年”女性文学便最直接、最真实地显现了时代伦理道德观念的革命性转变。这些伦理表现也是“十七年”女性文学有别于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的重要特征。 一、女性社会角色的重建与社会参与意识的膨胀 在中国的封建伦理体系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的礼教观念根深蒂固。《白虎通德论》中就有所谓“妇人无专制之义，御众之任，交接辞让之礼。职在供养馈食之间”的说法。千百年来，“女主内”所造就的卑微的社会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与男性一同参与公共事物的社会参与意识，对政治极为冷淡。即便是在以反封建为首任的五四时期，鲁迅笔下的那个毅然离开家庭，寻求爱情的子君仍然在斗争胜利后，投入到家庭的怀抱，以一日三餐、饲弄鸡狗为人生的追求。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广大妇女冲破了“女主内”的思想束缚，从家庭走向社会。于是，女作家首先将自己的视野从闺室、厨房拓展到广阔的社会生活。草明在总结描写钢铁厂建设斗争的《乘风破浪》的写作动机时，曾激动地说“写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多带劲呀！写党的总路线受到广大群众热情拥护时，有多痛快呀”[2](P55)。在“十七年”女作家笔下，所有被颂扬的女性，无论年龄、职业、教育程度有多大的悬殊，都有着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做出贡献的革命激情，她们积极地将自我改造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螺丝钉、一块砖头，将自身的一切完全奉献给革命工作。于是，传统社会伦理秩序中女性的道德评判标准在“十七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具有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成为了女性新的社会伦理规范准则。女性由不“言外”，变成了伟大时代的缔造者。即便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也像传统社会的男性一样“位卑不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茹志鹃《如愿》中的何大妈就曾感慨道“活了50岁，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女作家在文本中呈现的是女性“从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变成一个得到社会认同的主体的自我实现过程。随后，《静静的产院》、《春暖时节》、《红枣儿》等表现“女主外”凸显强烈社会参与意识的文本相继诞生。 “如果说五四女性解放是一种思想行动，注重个性意识的觉醒，因而不能对待生活的繁复重负，那么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则是在工业化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前提下的生产者解放”[3]。因此，在新的社会伦理秩序所带来的女性的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男女作家的笔下都不自觉地流露出的对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意义上的强壮体力的顶礼膜拜。铁姑娘、娘子军本身就是妇女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代名词，她们有着强壮的体力，粗犷豪迈的性格，以及对新中国政权的一颗赤胆忠心。这一点在男作家李准笔下的李双双身上表现的最为鲜明透彻。李双双这一形象虽然不是出自女作家之笔，但她是“十七年”文化生活中最富有艺术魅力和时代影响力的人物，她的性格、形象既体现了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反过来又影响并约束了女性的自我道德观念。文本中李双双是一个什么农活都学过，能和男人一比高低的女英雄。她跳下水抬起石头，惹得旁边围观的小伙子拍手称赞。《静静的产院》中荷妹的强壮体力得到谭婶婶的由衷赞许。这些女性形象受到欢迎，有力地证明了在那个火热的大生产的时代里，女性不再是小鸟依人式的被男性保护的对象，她们开始完全有信心不接受男性的垂惠、施舍，同男性同胞并肩赛跑。 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曾说过：“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从一切解放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3]。“十七年”女性文本中所显现的女性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拥有超强体力的女英雄、铁姑娘的推崇，表明了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已经从伦理道德和政策法规两个层面获得了普遍的认可。无论如何，这与同时期西方女权主义者为获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工作机会和获得平等的选举权而大声疾呼的历史状况相比，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二、“女英雄”对“贤妻良母”家庭角色的反叛 “十七年”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英雄形象所表现的“热烈地投入生产革命，一心一意忠诚于某一权威结构”的理想的人格精神和力量，在社会中发挥着“维持社会凝聚力，重建破碎世道”，[4](P110)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有着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他们真诚地书写时代英雄，特别是女英雄、铁姑娘。然而仔细审视那些笼罩着巨大荣誉光环的女英雄，我们发现作家按照“女＋英雄”模式刻画出的女英雄不过是主流社会男性话语霸权的产物和修辞策略，是为吸引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建设者行列而缔造出的一个文化符号。“女”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定语，空洞的能指。于是，“十七年”文学中几乎所有的女英雄在面对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矛盾中都自觉地选择了前者，她们在紧紧攫住“社会主义缔造者”这一社会角色时，永远放逐了女性的家庭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