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人民性”概念，我提出“后人民性”。尽管说“后”这一前缀已经令人深恶痛绝，但缺乏这一前缀我们还难以对大量现象和事实进行归纳或命名。不管怎么说，现代与后现代的时代分野毕竟是最鲜明的历史变异，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时代本质的有效的标志。只要我们还找不出更有效的概念或方法加以表达，就要克服心理障碍容忍这些概念。“人民性”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它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源起可以在俄苏的历史传统中找到，其最初的渊源与19世纪中叶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有关，别林斯基最早进行过理论方面的定位（注：文学的人民性概念实际上与俄罗斯文学的本土化运动相关，“人民性”概念与民族性相联系，它反映了一批诗人作家对现实关注，反对崇尚欧洲的浪漫主义风气，回到民间吸取艺术养料，并且批判现实和关心人民的疾苦。别林斯基对现实主义的论述可以看成阐释人民性最早的理论。伴随着民族的自我的意识，时代要求文学反映人民的心理，表达人民的希望和期待，反映劳动人民的利益。），随后在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中，在列宁的文艺思想中得到重新定义，并被赋予了丰厚的政治含义。文学的人民性总是有强大的时代背景，反映了文学和人民的密切联系，体现了人民生活最本质的方面，表达人民生活的苦难和历史期望。作家和诗人显然对人民寄寓了深切的同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表达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从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确实，不管是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中，“人民性”的概念与早期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还是有区别的。在漫长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中，人民性是一个与“党性”相互置换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中也同样如此。在正统的文艺学论著中，尽管也给予人民性更宽泛些的含义，但其本质还是定位在“党性”支配着人民性的内涵。只有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并且取得胜利这一历史意义上，人民性才可能产生或得到认可。 显然，我们现在说的“人民性”与早期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传统有明显区别，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运动既相关，又有所偏离。本文并不想全面论述“人民性”概念在新的历史情势下的变化，本文的重点在于一批作家对“人民性”的重新强调，如何与美学表现建立奇异的依赖关系。概括地说来，对“人民性”的强调，并不能在政治思想意识方面深化下去，而是变成了一种美学表现策略，或者说转化为一种美学表现的策略。反过来，美学上的表现也使“人民性”的现实本质发生实际的变异。 触发我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在于，2004年的《人民文学》评奖。由《人民文学》举办的“茅台杯”文学创作大奖如期举行。获奖作品应该说代表了当前文学创作的水准，并表达了2004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动向。分析这些作品，可以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典型标本进行一次有效阐释。“茅台杯”从2003年开始创办，属于年度奖项，由编辑部推选候选篇目，由读者，作家和评论家组成评委会，编辑部不干预评奖，应该说这是很公平公正的奖项，它反映了文学共同体对当下文学发展的共识。 那么，现在要追问的是，2004年的“茅台杯”的候选篇目到底意指什么样的小说趋势？从这里不难看出：底层的苦难依然成为当今小说叙事的主体故事，而由此引向暴力则是小说寻求力度的唯一的表现方式。现代性美学被推到极限，在力量的高度透支中显出现代性美学的疲惫。如何调整，如何寻求突破，现代性从极限处的后撤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寻求脱身。那仿佛是现代性与后现代美学的博弈；再往前，也许那就是断裂和新的开端。那么它可能预示什么样的小说的倾向和审美趣味？ 一 底层的苦难与悲悯情怀 这些作品都有显著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反映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杨映川的《不能掉头》（第10期），讲述一个叫黄羊的青年农民杀人逃亡的故事。20岁的黄羊杀了老是欺负他的同村青年胡金水，黄羊由此开始漫长的逃亡。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黄羊饱尝底层盲流的苦难，到处流浪，为的是逃离家乡更远些。他的逃难之路交织着侠肝义胆与层出不穷的磨难。他在逃难之路上见义勇为，上演了英雄救美的场景。他替人看虾场，结果虾场买了假饲料，他偷了公安局长的枪，以此来抓到卖假饲料的人。他跑到矿区当矿工，又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上了困在井下的矿工。正当他与宋春衣可以相依为命的时候，他告诉了宋他十年前杀人的事，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宋不见了，他以为宋去报案，他只好再度逃亡。逃到建筑工地上拌沙浆，一拌就是六年，遭遇非典，他几乎要成为媒体寻找的默默奉献的先进典型，他又一次开始逃亡。现在的逃离则剩下了破败不堪的生命，他要把破败的生命还给母亲。十五年后逃回家乡，才发现原来是十五年前做梦把胡金水杀了。 鬼子的《大年夜》（第9期），写一个过年买不起一把扫帚的男人（莫高梁），被派出所叫去帮助收钱，他抓住一个卖扫帚的老太太，试图弄走两把扫帚，老阿婆不从，他就把老阿婆关起来。老阿婆身患重病，经不住关押，生命垂危。结果莫高梁在收钱中被另一个卖菜的光头杀死。小说的后半部分以魔幻手法来表现，通过死魂灵的视点展开和深化小说叙事。 对底层苦难的表现同时伴随着仇恨与暴力。在《人民文学》入选的这批作品中，对苦难与仇恨及其伴随的暴力表现得最充分的，当推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第3期），小说写一个叫九财叔的农民，为找矿队当挑夫，最后伙同堂侄子杀了找矿队的七个人，抢走几千元钱财。很显然，九财叔们生活极度困苦，起早贪黑，干的是极度艰难沉重的体力活，但收入微薄。起因是九财叔丢了两块矿石，宋队长扣了他二十块钱，这二十块钱的损失逐渐长大为巨大的仇恨，酿成了一个凶恶的杀人计划。张楚的《长发》（第6期），描写一个长发女子王小丽，要卖掉长发给男朋友买一辆摩托车跑龙套，这样男朋友才能挣钱。家里是卧病在床的父亲，卖掉心爱的长发是她唯一的出路，结果，买长发的小老板把她强奸了。很显然，一个关于爱欲的故事，最后还是转化为一个关于底层苦难和新的阶级对立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