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读胡适谈新诗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对于它的批评就一直不绝于耳，关于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也一直成为困扰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对于新诗的批评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针对性，但其实质则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特别是所谓新诗二次革命的说法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也许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有益的启发。 在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胡适本身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而更像是一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因此，他对于新诗的评论，既奇特又复杂，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胡适关于新诗的理论批评，较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谈新诗》(1919)、《〈尝试集〉自序》(1919)、《〈尝试集〉再版自序》(1920)、《〈尝试集〉四版自序》(1922)、《谈谈“胡适之体”的诗》(1936)等文章中。此外，胡适早期的一些重要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1917)、《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以及后来的《逼上梁山》(1933)等，虽然是从总体上论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但也多少涉及到新诗的问题。 《谈新诗》是胡适早期集中论新诗的一篇文章，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及胡适的多种文集中。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称此文是新诗的“金科玉律”。胡适该文所谈到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因此，也可以说“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新诗革命的目标。这个目标具体说来，就是用自然的语言，以自然的方式写出自然而然的诗。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胡适还谈到，“新诗大多数的趋势，依我们看来，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那个方向便是‘自然的音节’”。在谈到新诗用韵的问题上，胡适认为，“新诗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其次，所谓“诗体的大解放”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从《三百篇》到南方骚赋文学发生，这是第一次诗体大解放，到汉以后五七言古诗的产生是第二次解放，唐五代以后词的产生是第三次解放，新诗的产生则是第四次诗体大解放。由此可见，新诗是从旧诗脱胎出来的。胡适称他所见到的“新诗人”，“除了会嵇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这说明新诗的发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第三，新诗并不是不讲艺术，甚至比旧诗更难做好，但新诗并没有自己的特殊方法，“做新诗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而这个所谓做一切诗的方法归结起来就是：“诗需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象。这便是诗的具体性。”从以上可以见出，胡适早期谈新诗的一些观点的确都是一些给早期新诗定位的大问题，但所谈既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在写于1936年的《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一文中，胡适则对自己的诗歌主张做了清理，将其归纳为三点：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一首诗尽可以有寄托，但除了寄托之外，还须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诗。意旨不嫌深远，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古人讥李义山的诗‘苦恨无人作郑笺’，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诗。”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这类似于人们说的诗要精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三，意境要平实。胡适自己解释说，“我自己总觉得‘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赏的。‘平实’只是说平平常常的老实话，‘含蓄’只是说话留一点余味，‘淡远’只是不说过火的话，不说‘浓的化不开’的话，只疏疏淡淡的画几笔。”[1]胡适的这些关于新诗的思想主张颇能反映出他个人的审美趣味和早期白话新诗的发展轨迹。特别是他的所谓新诗革命论，更是对后来的新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适关于新诗革命的主张与他的文学革命思想有着密切联系。“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据胡适在其文学回忆录《逼上梁山》(1933)中讲，“文学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915年夏天与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等一帮朋友“乱谈”出来的。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思想最早见于1915年9月17日他在美国写给梅光迪的一首打油诗。其中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1915年9月20日，胡适又在从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火车上写了一首给任叔永的打油诗，明确提出“诗国革命”的主张和要求：“诗国革命何自始，应须作诗如作文。”10年之后，穆木天在《谭诗》(1926)中指出，“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所以他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一种Prose in Verse一派的东西。他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2]穆木天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胡适所主张的新诗革命所要解决的，则是比作诗更为重大的问题，即胡适在《谈新诗》(1919)中所说的，“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活的文学”。 一般认为，胡适关于新诗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来自于英国湖畔派诗人和美国意象派诗人。唐德刚先生则认为，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受了辛亥革命的影响[3](P124)。而胡适自己在《谈新诗》中也认为，新诗的出现，正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一件大事。因此，把“文学革命”或“新诗革命”的口号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应该是更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一开始就是把“新诗革命”和“辛亥革命”放到一起讨论的。有学者指出，“梁（启超）、胡（适）的‘诗界革命’或‘文学革命’，既称之为‘革命’，就必然与那个政治的革命主潮难分难解，且两者的关系极富于戏剧性。”[4](P242)而胡适之所以又竭力把他的文学革命思想表述为文学改良的提法，并且竭力把新诗革命的主张局限于语言工具的范围，除了与他在国外所受到的改良主义思想有关以外，更与他在“五四”时期特殊的“文化上的焦虑感”有关。[4](P239)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新诗革命还是文学革命，都不是从文学本位提出的口号，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也都不是诗和文学所可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诗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口号也许都可以看作是近代国势衰颓后政治变革与文化激进心理在文学中的体现。至于诗和文学是否真的可以革命，则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所要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