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获得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除了阅读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作品，那些与作家作品共时态生成的相关材料也是不可忽视的。现在时兴“读者反应”或“接受史”的研究，共时态的评论更是关注的重要素材。虽然评论家的批评只能说是“专家的反应”，而不是一般读者的“理想反应”，但是由于一般读者的反应很难留下什么痕迹，文学史家的工作往往只好依仗当时专家的评说，难免以偏概全，自觉不自觉就靠历史遗留态的有限材料支撑整个“文学接受史”的大厦。探讨现代文学学科史，所梳理的主要也是专业形态的文学接受，而不太可能顾及同时态的“一般读者”的反映。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这种研究本身的范围与局限。在考察过去的评论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寻找专家反应的历史“语境”特征。关于这一点，我在论述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时已经有过讨论。[1]这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评论，首先吸引我们的，自然也是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两者之间的张力以及可以提供对文学史想象的空间。 本文评述三四十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评论。这些评论在后人建构文学史中是起过较大作用的，其中不少已成为后来文学史写作经常使用的资源。梳理学科史，关注这些资源使用的情况，也可能是深化研究的一个新的采掘点。 一、早期的作家作品评论 在谈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论之前，不妨简要回顾一下更早的相关情况。早在20年代，新文学刚刚立足的时候，一些评论就伴随作品而产生，比较零星地发表在报刊上，不成气候。这时的评论大都只是一些随感录式的读后感，对作品的直观反应多过理智批评。然而这些阅读作品的随感录因为留存的稀少，也因为夹带着新文学初期并不那么专业的即时反应，反而显得格外珍贵。我们随意翻阅以往一些关于五四新文学研究的教材或专著，就会发现，研究者总是喜欢引用一些当时的评论，来证明作家的特色与成就。不过，使用这些共时态发生的“当代评论”，还是应当强调有历史感，要细心观察这些评论如何与作品“共生”，一起构成当时的文学生产传播的语境。材料的辨析要非常谨慎，不可人云亦云，“过度使用”。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发表后，并非像后来一些文学史家所描述的那样所谓立即引起轰动，马上掀开了什么“新的一页”，等等。其实，当时的读者对这种格式特别的作品普遍还不能充分理解和欣赏。（注：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到1919年2月《新潮》1卷2号发表了傅斯年（他作为该刊主编）的“书报介绍”，其中介绍了《狂人日记》是“近来第一篇好小说”；1919年4月，傅斯年再次在《新潮》1卷4期发文《一段疯话》（署名孟真），赞赏《狂人日记》对人世理解的透彻。此外就是吴虞在1919年11月《新青年》6卷6号发表的《吃人与礼教》，借《狂人日记》的“吃人”这个主题来引申表述自己的思想。这些篇杂都还不是正面的文学评论，而只是一般杂感或出版消息。《狂人日记》发表之后并没有立即引起大的反响。）直到一两年后，鲁迅的小说结集《呐喊》出版，才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小评论。如沈雁冰的《读〈呐喊〉》，指出鲁迅小说“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2]，张定璜的《鲁迅先生》，认为鲁迅小说所写“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3]，这些都是后来经常被引用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以往许多引用者往往是借此说明鲁迅小说如何一出现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与鲁迅作品同时态出现的评论实在太少，就是说，鲁迅作品大的社会反响不是立即产生的，人们对鲁迅价值的认同经过了一个逐步发现、积累与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发掘和使用过去年代的“共时态评论”，应当实事求是，充分注意到这些评论所具有特定时段文学接受的特征，主要是从作品传播和读者反应的角度利用这些资料，而不必过分夸大其内容价值，更不能据此想象夸张的文学影响功能。有时，还需要有量化的研究。你说某个作品发表后影响怎么大，必须有“量”的考察。同样，对其他年代的作品评论，也要作如是观。 上个世纪20年代的评论不多，所论涉的作家也比较集中。值得在这里提到的主要有冰心、郁达夫、郭沫若、叶圣陶、许地山和庐隐等等，主要是一些当时名气较大、共时态反应又较强烈的作家评论。这些评论大都散落在当时各种报纸副刊与杂志刊物之中。要作专题研究，当然最好从原初发表的报刊中查阅第一手材料。不过这难度很大，因为旧报刊已经不容易见到。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找当时的一些评论结集来看，并由此顺藤摸瓜，寻求更多的材料。20年代出版的评论集子并不多，比较有影响的作家论集大都是30年代初才结集出版的。有的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提到，这里只是选择几种较有史料价值的略作介绍。 出版于30年代初的《冰心论》（李希同编，北新书局，1932年出版）收有评说冰心的24篇短论，大都是20年代发表的篇杂。冰心是后来的文学史比较认同的作家，加上中学课文经常入选，一般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但从最初的评论中，可以见到冰心“走红”时其实不是一概叫好，各种不同的看法出自不同的审美爱好。不过冰心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出现有许多模仿的“冰心体”，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接受现象。要关注集子中对于《超人》不同评价的几篇文章，包括王统照对其“含尽了青年烦闷的问题”的肯定，以及成仿吾对作品缺乏真实性的批评，都值得一读，大致上可以看到冰心初登文坛时引起的即时反应，由此还可以了解那个时代普遍的审美追求。 再说郁达夫。他曾经是被许多读者“连续关注”的热点，关于他的评论和各种轶闻极多，在30年代初期就有三本郁达夫“评论集”相继出版。这三本论集是素雅编的《郁达夫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12月出版），贺玉波编的《郁达夫论》（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6月出版）和邹啸编的《郁达夫论》（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7月出版）。几个集子所收也大都是20年代的文章，并非完整意义上的“评传”或专论，而是印象式的读后感或随笔、通讯、访谈之类。在30年代初期，郁达夫仍然有很高的“卖点”，类似于当下的流行读物，商业操作参与了郁达夫“形象”的制作生产（这一点我们往往注意不够）。书局愿意不断将报刊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对于塑造郁达夫这个直白、叛逆而伤感的“青春偶像”，肯定是起到作用的。从郁达夫创作的“原初反应”以及“郁达夫形象的生产”这两个层面看，这些粗糙的评论也有参考价值。 也许因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非常鲜明，又是新诗的领衔先锋人物，所以一出现就有很多评说，而且水平还比较高。像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注：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1923年《创造周报》第4期和第5期。）这两篇论文，敏感地把握住了郭沫若诗歌所传达的“时代精神”，并注意到《女神》形式欧化的得失，都相当精彩，至今仍然是研究郭沫若时不能不参照的“确论”。若要了解20年代郭沫若在评论界引起的反响，可以参考李霖编的《郭沫若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和黄人影编的《郭沫若论》（大兴书局，1936年版）等论集。其他一些早期的作家论集，如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开明书店，1926年7月版），陶明志编的《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版），等等，其中所收的大部分也都是20年代的评论，也都有类似前述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