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自然环境及生态保育观念，兴起于一切以经济建设优先的70年代，所有的土地开发都只考虑工商业的发展需求，人民的生活水准是高于一切的指针，政府和民间业者不计后果地开发/破坏仅有的自然环境，遂有少数知识分子对此提出控诉。自一九七八年，第一届中国时报文学奖提倡报导文学以来，台湾作家对保育问题的关怀、批评与探讨，逐渐形成一股令人瞩目的力量。可视为环保文学先驱的作品，包括心岱的《大地反扑》(1983年)、韩韩和马以工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1983年)，这批率先投入保育工作的文学创作者，大多以感性的文字，揭发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藉此呼吁国人重视公害污染问题，进而提出生态保育的理念。从这时期的环保文学作品，可以读到许多相对陌生的动植物生态群相，和一股“国在山河破”的忧患意识。这种具有强烈保育诉求的书写，大多停留在控诉与宣导的阶段，它还不够专业，只能提供国人对自然生态的粗略认知，以及反污染的概念。 其后，经过隐逸文学、生态记录、自然志等形态的发展，“自然写作”渐渐成形，作者本身累积多年的生态观察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对家国土地的长期思考，让九○年代的自然写作更具立体感和亲和力——能够生动地引导读者进入自然保育的天地，在细腻的叙述中感受大自然发出的讯息，藉此反省人类应当扮演的角色和义务。 从自然写作蓬勃发展的成果来看，生态保育意识/知识日趋成熟的不仅仅是作者，同时也包含读者以及整个大环境。即使略过各种保育运动的成效，单就赏鸟活动来作抽样观察，即能发现保育意识的演进：“一个有心的野鸟观察者，他举起望远镜时，看到的不只是鸟类，或者鸟类周遭生存的环境，他也看到一个自己的梦想，一个自己对世界的态度。……这时，鸟只是一种媒介，他们藉由鸟类，向自然搭出一座桥，回那里找到自然，并且找到一生奋斗的目标”[1][p21-23]。这种“天人合一”的心态，已经超越早期的控诉语言，晋级到较成熟的阶段。 自然写作一方面体现/落实了作者的保育意识，同时也驱动/教育了广大读者(譬如赏鸟人)的保育行为，它俨然成为一个肩负重大社教功能的次文类，作者与读者间的关系比任何主题的书写来得紧密；然而这个领域包含了一般读者较陌生的物种，无数的名与俗称的纠缠、必须用工笔仔细描绘的生物形躯与生态情境，无论是企图“再现”或“交代”自己的生态阅历，都成了作者必须面对的难题。因此一个自然写作的文本，就免不了要兼顾读者的解读能力，在书写过程中预设了各种可能的阅读心理。 如影随形的预设读者，遂成为自然写作者的宿命。 本文以刘克襄认为“鸟类里最难观察其习性”沈沉振中，1993：3)的“猛禽”作为分析据点，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属于隼形目(Falconiformes)的猛禽，无论是鹰科(Accipitridae)、隼科(Falconidae)、鹗科(Pandionidae)，都是一般读者印象较深刻的“老鹰”，这个通称所代表的前阅读印象，让论者可以省去许多“再解说”的困扰；其次，它的踪迹遍布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写作者，而且大多是兼顾到形貌与习性的专文特写，大大提高了讨论的潜力；此外，杨牧的一篇散文《亭午之鹰》(1992年)，正可作为一个“非自然写作”的对照文本，有助于强化本文的论述。本文将透过多位作家在文本中，对文学语言和专业知识的平衡操作，来探讨自然写作的读者意识。 先从杨牧的《亭午之鹰》谈起。 这篇散文的楔子是一段摘自他一首短诗《心之鹰》(1992年)的诗句，叙说一种“鼓翼而亡”，超脱在所有束缚之上的心境；在他“丘壑凛凛的心”中，鹰象征着自由的渴望。它是一种充满寓意的飞翔，而不是生态意义上的飞禽，同样的心境扩大成篇，再繁衍出更大更圆融的情节，便成了一只“亭午之鹰”。 “一只鹰曾经来过，然后竟走了，再也没有踪影”[2][p173]，文章一开始，杨牧只交代了一个模糊的时空，以及一只偶然的鹰。事情“发生在去年秋冬时际”[2][p173]，那时他们“才住进这靠海的公寓不久”[2][p173]，这只来历不明的鹰就站在九楼公寓的阳台栏杆上，在近午时分。“现在它的的确确站在那里，就在离我咫尺的玻璃门外，让我这样惊讶地看见它，并且也以它睥睨的风采随意看我一眼，仿佛完全不在乎地，这鹰随意看我一眼，目如愁湖，即转头长望闪光的海水，久久，又转过头来，但肯定不是为了看我。它那样左右巡视，想来只是一种先天倔傲之姿，肩颈接触神经自发的反应，刚毅，果决，凛然”[2][p175]。这只鹰的出现非但没有牵动相关的生态知识，它存在的场景也很奇特，它构成璀璨海景最重要的一部分，用睥睨万物的风姿凝聚了杨牧全部的心思。杨牧不去辩识它是哪一科的猛禽，只说是“鹰”。是鹰就够了。因为他要捕捉和营造的，正是人鹰对峙时那股令人屏息的氛围。即使连鹰那气定神闲的巡视动作，也是想当然地被视为一种先天倔傲之姿。杨牧对鹰的理解，是主观的；弥漫其中的是情感，而不是知识。 完成观鹰的心理描述，杨牧把笔触转焦到它的羽翼：“它的翮翼色泽鲜明，顺着首颈的纹线散开来，聚合，每一根羽毛都可能是调节，安置好的，没有一丝纠缠，冲突，而平整休息地合着，如此从容，完全没有把我的存在，我好奇的注视放在心里”[2][p175-176]。细节的显微依旧是感性的，杨牧在鹰的形象上诠释出一种王者的气度，从容不迫的叙述，有效地勾勒出鹰那从容不迫的丰采。读者在文本中读到的其实不是鹰，而是透过鹰来营造的整体氛围，以及鹰所象征的来去自如、强健从容的生命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