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方长安 [主持人语]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这种逻辑导致新诗与民族古典诗歌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给新诗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应如何评说这些影响？回望新诗历史，用今天的眼光看，新诗究竟应与民族古典诗歌建立一种怎样的新型关系？新诗能向古诗学习什么？在全球化语境中，新诗为什么要学习民族古诗艺术，其意义何在？新诗与民族古典诗歌关系对于新诗自身传统的形成有着怎样的意义？等等。我们这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些相互缠结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著名诗人郑敏的文章尤其值得关注。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是“现代”使“传统”成为一个问题的。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将诗歌现代性讨论引向更为具体而深刻的层面。 在传统中写新诗 郑敏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在革新求强中形成了一种传统与创新对抗的心态。在20世纪初，当反叛行动达到最高潮时，所有的对国家、民族衰落的仇恨都集中在方块字和它所承载的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上，因此才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革命”造反的口号。今天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在读书看报时，大约都不知道今天你所面对的这些我们深深热爱的祖国文字都是劫后余生。它们曾经在20世纪初的文化革命中，遭受到多少先锋革命家的咒骂和凌辱，又曾被多少文字改革家建议将它们字型的方块砸烂，使它们永远不得直立行走，而变成横着爬行的拉丁化文字。理由是，20世纪强大的西方列强的文字无不是横着的拼音文字，而中国要强盛就非得使汉字拉丁化不可。所幸，在几次革新尝试后，人们终于清醒过来，认识到除了在帮助幼儿学习和查字典时拼音符号确实有用之外，汉字是注定要保持它的方块结构才能传达文字交流时的各种文化信息的。它的形、声、义有机结合是如此的独特，以致单单以音为主的西方拼音文字是万万无法替代的。经过这近百年的汉字改革的折腾，在今天先进的语言学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认识到古老的方块字确实是祖先传给我们的无价之宝，可以说是世界上有惊人的生命力的、举世无双的古老文字，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所以，要使新诗能在世界诗歌家族中再现唐宋诗词为世界公认的光彩，我们首先要重新找回对汉字的审美敏感。当你写下一行新诗时，你有没有自问这些汉字是不是个个都传达了你内心的感觉？它们的声音、色彩、姿态和神情，是不是能在人们的联想里唤起你要传达的信息？我们的古典诗词做到无一字不在声、形、色、义上给读者带来丰富的信息，使人在读时有一种强烈的感性审美和灵性的醒悟。新诗在诗歌语言上，可以从古典诗词中学到很多。虽说我们已经走出古典的格律，但字的四声仍在诗行中有它的音乐效果，需要诗人用自己对汉语音乐的敏感去选择。诗行的顿数也与汉语的词句结构有关。古典的词又叫长短句，对新诗的诗行节奏感会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如果经常朗诵宋词，在自己写作时，对如何安排诗行内的词组长短句，以及长短诗行间如何呼应、对称，形成起伏跌宕的建构美，都会有新的想法。总之，仔细研读古典诗词及古文，都会增加我们对汉字之美、之深、之富内蕴的鉴赏力，在写新诗时也自然会在选字遣词及诗行的安排上形成对新诗的审美要求。经过一段潜心的追求，我们的新诗在艺术表述及形式审美方面一定会有提高。 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诗人只有当他/她能自由地驾驭“艺术的不自由”时才能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很多喜爱古典诗词的老人们对新诗的批评往往是：“这也算诗！这不就是一段大白话分段写吗？”当我们理解了“艺术的不自由”时也就明白批评者确实击中了白话诗的要害，这就是在打破古典诗词的格律后，并没有找到自己“艺术的不自由”，也就是新诗的审美规律。在心态上往往以“革命”的自豪感掩盖了自己的艺术懒惰，造成新诗艺术的发展迟缓。在任何艺术创作中，无论你的主题多么进步，多么崇高，它都必须通过“艺术的不自由”，对现实及理念加以转换，才能成为艺术。今天媒体的商业广告似乎比诗人更意识到艺术对现实转换的必要性，虽然广告的实用利益与诗歌的追求是不能相比的。 新诗除了在用字时应当学习古典诗词对每个字的声、色、形、义的审美和整首诗的音乐性与造型美之外，还应当珍惜中华五千年文化留给我们的一件精神珍宝，那就是对精神境界的崇尚。评价古典诗词的最高审美指标就是“境界”。无论是陶渊明的“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是李白的“今人不见古人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杜甫的“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都是在有限的生命和现实的狭小世界中感受到宇宙的浩渺无穷，而获得一种融入无限的精神超越感。这种无神的心灵超越比西方的宗教升华更是一种“无待”的自由，它更富有老庄的玄思。因此，也更是一种东方的超脱文化，充满了我们先人的古老智慧。它融合了儒、道、释的最高悟性，在后现代的历史阶段是人类用以平衡人性中精神和物质需求的杠杆。一旦这二者间失衡，小则可影响个人的品德，大则可影响世界的和平，破坏多国、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人类国际内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平等的共存。更有甚者，一旦人类失去对人性中物质欲望与精神境界的平衡，人类就会愚蠢地剥削自然以满足自己膨胀的物欲，直至人类与被他所破坏的自然同归于尽。而这种敬天顺时、善待自然的品德，正是中华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文、史、哲古籍中俯拾皆是，也是传统诗词中一种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一些不曾接触多少中华传统文化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专业的学生，还以为“环保意识”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先进部分，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如果我们打开《史记》(约写于公元前104—前91年)，赫然在目的就有这样的记载：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财而节用之”。可见，顺从自然、节约使用自然资源的环保意识早已是我们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智慧了，岂能视之为外来的当代西方的先进思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