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虽然中国军民奋起抗战，但北平城最终还是于7月29日沦陷。8月12日，在接到教育部的秘密通知后，沈从文与滞留在北平的一批教授化妆成商人，坐上首次恢复通车的北平开往天津的列车，开始了他抗战时南行的旅程。 1938年暮春，在经过大半年的颠沛流离后，沈从文到达了春城昆明。在昆明，他先是和杨振声等一起编教科书，随后进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至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才返回北平。在云南的滇池之滨，沈从文度过了八年“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1]的抗战生活。 在云南的8年，沈从文无论创作上还是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期间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南联大教书，因此了解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经历，对于理解他这一时期创作和思想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出版的几本影响较大的沈从文传记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却大都含混不清并有不少的错误，因此本文将利用保存下来的西南联大原始文件以及相关的一些文献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一考证。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任教的时间。关于这一时间，现在出版的沈从文传记中大都定在1938年底。吴立昌在所著《“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中，谈到沈从文住在青云街编写教科书时即被聘为“联大中文系教授”，并明确地提出沈从文到中文系上课的时间是1938年11月8日联大正式开学后[2]。而凌宇所著的《沈从文传》中虽没有明确说明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的时间，但是根据他在书中提到的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前后的几件事情看，他也是把沈从文到联大任教的时间定为1938年师范学院成立时，并且提到当时沈从文一面在联大任教一面继续编写教科书。凌宇书中关于沈从文进入联大任教的前后经历是这样叙述的：沈从文1937年逃离北平后，张兆和携带两个孩子于1938年初到达昆明。一家人团聚后不久，沈从文携家眷搬到北门街蔡锷旧居，与杨振声一家同住，“这时，沈从文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第二年转北京大学任教授”。当时除教学和写作外，沈从文继续和杨振声等人一起编写教科书。不久，昆明开始受到日本人飞机空袭，为了躲避日机频繁的轰炸，沈从文一家后来搬到了呈贡县的龙街[3]。可以看出凌宇是把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时间定在联大决定成立师范学院时，即1938年的8月。当然从其中提到的相关史事发生的时间来看，凌宇的叙述在时间上是相当混乱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昆明发布第一次空袭警报是1938年的9月13日，联大根据教育部通知决定成立师范学院虽在这年的8月，但正式上课是在12月12日。而根据《沈从文全集》中所收录的沈从文1938年11月5日写给大哥沈云麓的信[4]，以及施蛰存的回忆文章[5]，张兆和到达昆明的时间是11月4日。另据《沈从文全集》收录的沈从文给沈荃的复信，沈从文一家人为躲避日机轰炸搬到呈贡是1939年的5月[4]。王保生所著的《沈从文评传》中则认为，1938年11月4日张兆和到达昆明前，沈从文“已被聘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担任现代文学、各体文习作等课程。除了上课时间外，他还要到青云街六号那座小楼上去编写中小学语文教科书。”[6] 但是以上传记中所说的时间其实是不正确的，查看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在1939年6月27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第111次会议通过的议决中，其第六项清楚地写着：“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贰佰捌拾元，自下学年起聘。〈通知〉”[7]。常务委员会作为西南联大的最高行政机关，其决议当是最权威的，也就是说沈从文不可能在这一时间之前受聘到西南联大任教。因此根据这份文件，沈从文应该是1939年下半学年(8月)才进入西南联大任教的。1998年出版的糜华菱所著的《沈从文生平年表》，以及2003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附卷》中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即根据这份决议，认定沈从文被聘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的时间为1939年的6月27日。关于这一时间，在保存下来的一些西南联大记录教员任职情况的文件中，我们看到其中的记录也是与常委会决议一致的。如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里，有一栏“到校年月”用来注明教职员到校任教的时间，沈从文名字后写的是“廿八年八月”；在1946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中，沈从文名字后“到校年月”一栏写的也是“二八、八”。[8] 根据以上保存下来的联大文件，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时间的问题似乎可以确定了，不过同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书中我们却看到，其中收录的一份1938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教职员录》里[8]，沈从文的名字已列在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员名单中，这时间和常委会的决议是相冲突的。考虑到凌宇所著的《沈从文传》是沈从文生前亲自看过的，这就让人怀疑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即沈从文是先于1938年师范学院成立时临时到联大任教，而到1939年6月才得到补聘。我们先看一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成立的经过：1938年7月，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在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各增设师范学院一所[9]。接到通知后，8月4日，西南联大常委会决议自下学期起增设师范学院。8月16日，聘黄钰生为师范学院院长，负责筹办师范学院。10月28日，联大租借原昆华中学旧址南、北两院为校舍，师范学院即设于昆中北院，并以南院为女生宿舍。11月24日，西南联大1938年～1939年度第一学期开始注册、选课。12月12日，文、理、法商、师范四院学生开始上课(工学院学生则早在12月1日已开始上课)。如此算来，师范学院从决定成立到开学才短短4个月，可见是非常仓促的，因此一些新聘的教师因时间原因来不及发聘书，先到校上课随后再补聘也是有可能的。然而查看1938年～1939学年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0]，表里所开列的课程和任教教师名单中并没有沈从文，这又说明以上的推测恐怕是靠不住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即或是临时的聘任，在开课的记录中也应有相关的记载。而且因为在同一表中我们还看到一些与沈从文一样，也是1939年才由联大常委会决议聘任的人也列在其中，比如外国文学系的林文铮，还有生物学系的祝宗岭、黄浙二人，均是1939年7月18日新聘任的，但表中也已列出他们名字。再如教育系因系主席邱椿请假，由陈雪屏代理系主席一职，是常委会在1939年3月18日第104次会议上通过的[8]，而表中已标明陈为代理系主席。这就让人怀疑这份标明为1938年的教职员名单是不是把民国二十八学年误认为193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