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考察当代西部小说之前，区分地理意义上的西部与文学的西部显得非常必要。尽管在多数文学研究者眼中，诸如“西部小说”这类概念的所指似乎不言而喻，但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地域上的“西部”真能承担起某一种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学责任吗？换句话说，细心的人们可能会发出这样的追问：抛开地域的西部，文学的西部是否也会有一个界限分明的边框，在它的内部则是一个自足而复杂的系统，进入这个系统，读者便会自然感受到一种属于“西部”的独特的精神内涵？同样，类似的问题也会接踵而至：如果以地域上的西部规约我们将要讨论的文学，这样的出发点是否有悖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我们眼中的文学通过地域的切割呈现出完全相异的特质，那么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所谓的西部文学与东部或中部的文学是否还会有我们所认为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是否还会保留存在于它们之间原本难以简单区分的文化胎记？具体而言，就是在“地域文学”的背景下，山西小说与陕西小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新时期以来王蒙创作的有关新疆记忆的小说与他后来的小说有什么两样？生长在北京的张承志的小说与固守在西部的作家们笔下的作品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事实上很少有人能用三言两语回答这样的问题。情况很明显，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作家笔下的作品肯定会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便是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也会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之间的相似性或者延续性却更加引人注目，也更有必要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与普通读者渴望调节口味、乐意阅读风格迥异的作品不同，文学研究者在期待作家形成独特风格的同时，更倾向于寻找同一作家前后期作品的连贯性，以及不同作家的作品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与相通性。在我们周围众多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眼中，甚至有这样的共识：泛泛地比较不同作家作品的相异之处并不能显示研究者的功力，只有找到看似原本互不相干的两个作品之间的内在相通之处，才能够真正凸显研究者的学术实力。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对于某一部作品，我们似乎除了能够确认它是产生于我们将要关注的“西部”，或可以基本认定它与我们视野中的西部有关外，实际上我们很难严格地说它就是“西部文学”或者不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本文中将要谈到的“西部小说”和“西部作家”，我们拟作以下几个方面规约：(1)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包括川、贵、滇、藏、陕、甘、青、宁、新九个省区)的作家作品将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其中又因为西南地区(川、贵、滇、藏)与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的文学在精神内涵上有着鲜明的差异，而西北文学似乎更能体现我们将要讨论到的“西部精神”，因此西北五省区的作家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考察的重点。(2)过去曾经长期工作、生活在西部，其后来的作品中明显具有怀恋这一段难忘经历，并带有鲜明的西部特征的一些重要作家(如王蒙、陆天明等)的作品，以及虽然目前远离西部，但其作品所反映的精神内涵却深深地扎根在西部广阔土地上的代表作家(如张承志等)，也毫无疑问是我们不能绕过的，他们目前与“西部”存在的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能成为我们在论述中忽视他们的理由。因此我们说，“西部文学当然不是纯地域性文学，但不无地域的因素，对于本质是人学的文学来说，毕竟是一个次要的构成部分，相对的属于外部的特点。”[1]换句话说，文学的西部与地域的西部有重叠的一面，但在不少时候，文学视野中的西部也可能会“旁逸斜出”，离开简单的地域限制“走自己的路”。这就需要我们暂时抛开西部文学自身的独立性，重点考察西部文学与当代中国其他地区文学的众多联系，进而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西部文学、了解西部文学以至把握西部文学。 基于以上的规约，本文中将要讨论到的西部小说就似乎有了明确的指向，它们不再以单纯的地域性作为自身的标签，而是把“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一处肥厚的土壤，这些作品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滋生、成长，却又不时地逸出地域的限制，与其他地域的文学相互缠绕、碰撞，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千姿百态、生机勃勃的景象。 中国当代西部小说是以鲜明的乡土特征和本土情怀进入到人们视野中的。这不仅因为西部这片土地广袤而贫瘠，更因为在漫长的发展变化中，西部走过了一条缓慢而滞重的艰辛之路。尽管对于西部的命名最先是出自经济建设的考虑[2]，但这一命名本身却把西部与其他地域区别开来，因为“一旦被命名，它就再也无法与世界雷同。从它被命名的那一天始，它在世界上，便成为一个——相对于其他一切的一个。命名就是划分，就是区别。命名之后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会在今后的演化中，被明确地得到规定。命名意味着以后的岁月是它自身处于独语状态。”[3]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以及我们将要讨论的“西部小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多少带有一些无奈与沉重。这种无奈与沉重不仅仅因为西部在当代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更因为这一命名本身带有某种话语性的歧视——谈到西部，似乎人们自然会联系到这样一些词语：落后、荒蛮、贫瘠、空旷、原始、绝望…… 对于用这样的词语概括西部当下的特点，我们没有必要作过多的争论。无论如何，摆在人们眼前的西部毕竟与已经有了相当发展基础的东、南部有着较大的差距，经济学上的一系列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但问题是，西部与上述提到的那些词语的对应是一种自然的契合，还是人们认识中的某一种惯性在发挥着作用？具体到西部小说，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文学的繁荣与经济的发达程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现实中我们却又经常听到这样的质问：那么落后的地区会有什么作家？空旷、荒芜、原始的西北又能产生什么文化？如果作家长期不能离开那片落后、封闭的土地，不接受新的文化滋养，他们作坊式的创作会坚持多久？……是的，这样的诘问经常困惑着我们，也不时地让一些专业的权威人士们面临“前言不搭后语”的尴尬。他们的自相矛盾、言不由衷不仅暴露了所谓专家的理论思维混乱，也再一次说明了文学这一学科自身的复杂性。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样的诘问面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某一种眼光的逼视，他们打着“知识”的幌子，在阐述他们的理由时表现出不容置疑的坚定与自信。这个时候，他们俨然充当了一个审判者的角色，他们的结论尽管破绽百出，却又显得不可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