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选择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解决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革命的目的在于彻底摧毁旧有的秩序空间，从而打破中国历史的循环状态，创造一种崭新的历史。处于这样一种特殊时空背景下的解放区报告文学，自然而然被裹挟进历史的旋流之中，参与了历史创造的过程。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在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创造性革命活动作全景式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将具体历史形态逼真而富有诗意地展现出来，以此来传达一个时代及一个民族的主体精神，揭示出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的巨大意义。这正是对一个古老的民族走向新生所进行的历史叙事。 由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文学创作和历史实践的某种同构关系，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活动更看重的是能够直接介入社会生活、参与历史创造的艺术样式。有别于小说虚拟化的言说方式，报告文学作为一种非虚构的文体，是以摄照真实的历史现场为其基本的文体使命的。这种非虚构的文体规则，使得报告文学可以对历史性现场进行近距离的触摸和摄照。综观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几乎获得了与小说同样丰硕的收获。这样，叙事性的、纪实性的报告文学遂成为当时的重要话语类型。在被赋予救亡、启蒙使命之后，报告文学这一诞生于20世纪之初的文体样式日渐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主流。 报告文学与生俱来与历史语境具有某种契合性。解放区的报告文学生长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现代史上，解放区是一个特殊的时空存在。解放区报告文学既是这一特殊时空背景下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也诉求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解放区报告文学的话语意义首先存在于与历史实践真实的对接关系之中，其创作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化的过程。所谓历史化，通常而言，是在明确的现实意图和未来期待的指导下，对人类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进行总体认识和合目的性表现。解放区报告文学历史化的内在动力源自于那一时代强烈的历史、社会变革。刘白羽曾如是说：“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的散文变成了报告文学。这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中国人民需要直接命中敌人的投枪，更直接激发民族精神的战鼓。”[1](P16)刘白羽的“投枪”与“战鼓”理论可视为那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创作观念。综观解放区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在建构文学叙事时，是在明确的历史总体性认识的指导下展开的，历史的本质规律被呈示得非常清楚。由此，把书写历史与改造现实(变革现实)相联系的解放区报告文学，不仅反映历史，而且参与历史的建构和创造。其创作活动通常“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把握社会现实生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从而在时间整体性的结构中来建立文学世界。”[2](P475)一般来说，报告文学是“此刻”的观照和言述，但此刻并非自足的时间单元，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此刻的状态。海德格尔曾指出：“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3](P445)真正的历史是鲜活的，它有力地规约着现实，深深嵌入并参与着现实的生成，进而浓缩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内涵。而我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史合一”、“文史互证”的创作观念使得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尤为密切。经由历史化，解放区报告文学的现实的历史叙述以社会实践为坐标和尺度，涵括了宏大的历史存量。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或地域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战争、革命、土改……在我们的阅读视域中不光是作品、人物形象、事件、情节，更多的是与之脉息相通的历史，它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那一历史时期激烈跳动的时代脉搏，更深入地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前所未有的历史创造的壮举必然呼唤着民族的时代史诗。解放区报告文学通过对疾风暴雨式的社会历史变革和波澜壮阔斗争生活的真实展现，呈现出了宏大的“史诗”的品格。史诗者，诗史也，它是一个民族用诗篇形式叙述的历史。报告文学尽管不是以诗的形式而是以散文的形式叙述言说，但却在精神上表现出了与史诗共通的特性。黑格尔强调史诗“在本质上就属于这样一个中间时代：一方面一个民族已从浑沌状态中醒觉过来，精神已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感到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种世界里。”[4](P109)在世界范围内来说，报告文学是产业革命以后的产物，是与先进的印刷生产技术和迅捷的传播方式相关的一种文学样式。就其承载的民族文化心理或社会心态而言，报告文学无论是诞生之初还是后来的发展、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均表现出了与史诗时代的某种相似或相通性，即人的初步觉醒或再觉醒。中国的报告文学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人的觉醒”时期，此后其文体的发展就一直与时代及文化变革大潮相应和。文学是一定历史阶段和文化空间中人们精神生产组织的成果。在解放区，人们在新的历史观、世界观的支撑下，充满了一种创造新历史的豪迈激情。那个曾经是破碎的、难以把握的世界在这里变成一个可以理解、可以征服的具有统一感的对象。解放区的报告文学正如胡风曾指出的那样：“藉着它，文艺更直接地和生活结合，……我们民族底伟大的史诗的序章，藉着它，才没有完全被空间、时间以及特殊条件所淹没。”[5](P516)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的直接叙事对象多是民族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其主题旨向主要沿着两条理路向前运行。一是书写和歌颂解放区民主建设的巨大成就，如周而复的《晋察冀行进》、沙汀的《敌后琐记》、吴伯箫的《丰饶战斗的南泥湾》，以及《冀中一日》中的部分作品等。这些作品在表现解放区特殊政治环境中的“新天”、“新地”等恢宏气象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二是以史笔记录下了为民族解放而前仆后继的英雄群像，高扬民族精神、群体意识。如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杨朔的《七勇士》、丁玲的《彭德怀速写》等。曾任《新民报》主笔的赵超构在访问延安时敏锐地发现：在延安“报告、速写一类的作品却相当丰富，过去写小说的作家，现在多在这方面写作。这些报告文学的内容，都是歌颂边区人民各方面的英雄人物或者褒扬边区建设事迹的”[6](P56)。民族精神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共同的精神、共有的情感产生于这个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即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集体实践的历史。解放区报告文学的话语实践多通过错综复杂的事件演进来组织、联结主人公的复杂性经历与性格发展，展示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进程。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巨变中敢于抗争、无所畏惧、刚烈骁勇的民族精神被充分挖掘和表现。其中，新的人民英雄形象和革命战争场景的描绘，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的运用等，都是以前报告文学作品中所不具备的新的特色。除了重视叙事主题以及题材的开掘之外，诗性叙事结构以及情节创造意识也有所增强。“戏剧化”、“蒙太奇”、“平行法”等等的采用，节奏的强烈起伏、音韵的运用等，充分显示出了报告文学这种文体越发显著的审美的光辉以及报告文学艺术的成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