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瞿秋白之前，左翼文化阵营尚没有人能够解释鲁迅“向左转”的思想基础。当上海滩小报惊呼鲁迅“转向”“投降”时，左翼内部的“创、太情结”也暗含着某种“受降者”心态。直到瞿秋白于1933年发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两本持有左翼立场的文学史读物（注：这两本读物是：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年1月版；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北新书局1933年8月版。），仍然坚持认为“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点”上的鲁迅，“被时代的洪流所摧残，终于身受创痛，开始认识到了革命的到来和旧世界的崩溃，1930年以后，他要追上时代的洪流，……他不愿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1](P138～139)云云。瞿秋白序言的发表，基本上中止了这类似是而非的拟断之正当性，也纠正了不少左翼人士类似的“定见”。同时，他文中的“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2]，也成为左翼文化界、进而成为共和国文学史言说鲁迅思想“飞跃”的“定则”。 但在这之后，尤其是鲁迅逝世后，左翼文化阵营如何对待鲁迅思想“飞跃”前后的连续性，则成为左翼文化界面对鲁迅思想遗产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用“从……到……”的公式来概括鲁迅思想变化的简易性和人们阅读鲁迅作品时的复杂感受之间的反差，越来越为敏感的人们所注意。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直至1949年后，论述鲁迅前后期思想连续性的文章一直持续不断，但其间的情形却颇为复杂。而在1936年至1941年之间，围绕着如何解释鲁迅思想的“转变”，两种不同的潜在焦虑正在左翼文化界暗暗滋长。 鲁迅逝世后不久，围绕这一问题就有过一次小小的争论。从《申报》的一则《北平文化界悼念鲁迅》的报道可以看出事情的端倪。这篇报道把涉及到鲁迅的“‘转变’问题”概述为如下中性的文字： 鲁迅于民国十六年后之二三年内，曾因创作态度问题，与当时属于前进分子之创造社、太阳社等人物，从事笔战。其后民国十八年左右，氏之态度变更，左翼作家大同盟成立，前进文人，纷纷加入。宣言发表时，署名其首者，赫然为鲁迅者。此后，即一贯的社会主义立场，发表言论，文坛上谓氏此时期态度之变更，为“转变”。[3](P148) 记者接着报道了“北平文化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称“根本上为前进，为一贯，并非转变也”。然后特别举出“北大前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氏，……于一班企借此‘转变’说法，以达私人目的之人，尤致以无限之愤慨”。[3](P148)马裕藻并非左翼中人，仅为鲁迅故交，为什么言及鲁迅“转变”会使他如此“愤慨”？后来参与争论的雪苇曾出示了令人“愤慨”的语义背景：“‘转变’、‘突变’这些名词，是早给中国的市侩投机家们糟蹋利用坏了，有了不洁的印象，由此生出反感。”[4](P334)如果仔细阅读《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就会注意到，瞿秋白在文中也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转变”一词，他宁愿使用“飞跃”、“走到”、“进到”。由此透露出了中国现代社会中某种情绪性的社会氛围，即一个事件的意义还没有敞开，各种私见就已本能地“登堂入室”，“反客为主”，个个榨取着于己有利的一份，满足着自己那从未清理过的“意欲”，从而继续维系着自身的非理性和封闭性。而恰恰是这种非理性和封闭性，常常压倒一切，成为主宰多数人意识和感觉的不容分辩的力量。 在哀悼鲁迅的那些日子里，“转变”一词变得有点敏感。因为这个词之于鲁迅，曾经和“投降”粘合在一起。这种“粘合”不仅来自各种传布流言的小报和“反动者的造谣中伤”(王淑明语)，也来自隐约存在于左翼内部的某种久已有之的“受降者”心理。这种心理自然受制于情感的亲疏，但更取决于一种至深的感觉方式和思维逻辑。所以，当郭沫若的一篇悼念文章在《东京帝国大学新闻》上发表后，其中一段话的微妙之义便被敏锐的读者捕捉到了：“一九二七年与一九二八年之间，和我关系很深的创造社同人，跟他争论着‘意特奥罗基’上的问题，相当地激烈了。可是，那件事成了他底方向转换的契机，我以为宁可是一件很可纪念的事情。”[5](P608)这段话本只是解释创造社同人对鲁迅从不抱敌意，不管态度真诚与否，对已故者的不敬是丝毫没有的。但郭沫若所涉及的鲁迅“转向”以及也许连作者自己都难以觉察的微妙之义，还是成为王任叔随后予以评论的依据。王从雪苇刚刚发表的《导师的丧失》中也捕捉到“仿佛也隐隐承认鲁迅先生这一‘转变’”的信息。在刊发于《中流》杂志的《鲁迅先生的“转变”》一文中，王任叔认为：“‘转变’两字，有当于进化论上的‘突变’。是自量到质的变化。所谓前后判若两人的意思。绝不是进化论上那种渐进的意思。日本把这种‘转变’叫做‘转向’，倒更来得明白确定些。”王断然否定鲁迅有过这种“转向”或“突变”，认为“他自从发表《狂人日记》起，一向就是以现实主义者的姿态出现的，而且他始终站在历史的现实主义的土台上。始终随着历史的进化的法则，走着他的路”。对于“现实主义”，作者给出的解释是：既具有人类“伟大的理想”，又“注重实做”。而“实做”在作者那里，似乎不仅指埋头实干，也包含着“动态”之义，即一方面随着“历史的进展”而进展，另一方面又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都着手解决这个时代或时期的问题，既不滞后，也不超越之。作为这种“现实主义”的具体例证，作者列举了鲁迅与左联“领导者们”的两次冲突——关于以“作品”为标志和作家飞行集会的冲突；关于“两个口号”的冲突，以证那些“领导者们”从左到右的“突变”和鲁迅基于“现实主义”的“不变”。对于“进化论与阶层论”(原文如此)，“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与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作者也认为“绝无冲突之处”，“更有共通之处”。文章最后的结论是，由于“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个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一九二七年以后与一九二七年以前，他并没有什么‘转变’，或‘转变’的‘迟缓’。自然，随着历史的进展，鲁迅先生也迈进了，但那不是一般意义上说来的‘转变’”。[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