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以一个私立初级中学的规模档次而能在国内新文化界引起普遍关注的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确实显示了它的不同凡响之处，以致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聚集了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方光焘、匡互生、刘熏宇、刘叔琴等一批崭露头角的新文化人和新文学家。这批人以他们为新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但与他们作为个体所获得的相对稳定清晰的评价不同，从整体风貌的角度，他们在白马湖的活动和这些活动的内涵意义，除了以“流派”或类似的说法确认了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存在而外，迄今的研究不是似是而非便是语焉不详，并未提供一张清晰完整的“白马湖”图谱。 本文便试图通过对以往各种说法的辨析来确认这个团体活动的内涵和意义。 一、“白马湖”研究的综述 就笔者所见，最早注意到这个团体存在的是台湾作家杨牧。1984年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选》的“序言”中提出了“白马湖派散文”的观点，认为其风格“清澈通明，朴实无华，不矫揉造作，也不讳言伤感”，夏丐尊和朱自清是这一散文流派的领袖[1]。此后，1985年香港学者黄继持在《试谈小思》一文中认为小思的某些散文“似已可跻身于当年白马湖畔散文作家之列”，从而认同了杨牧的“白马湖派散文”的说法。[2] 大陆学者对白马湖的关注稍后于台港。1991年陈星在《台、港女作家林文月、小思合论》一文中做出了类似于黄继持的判断，对小思散文的“白马湖风格”有所析论，但他对白马湖做出了“作家群”的判断[3]。上述说法中，杨文的主旨是为现代散文进行分类，并未就“白马湖派散文”展开论述，同样，黄文和陈文的本意也不在白马湖派散文，而且这三文仅止于提出观点，并未进行必要的论证，过于简略，无法成为我们评说的依据。 就此问题展开具体论证的是朱惠民（注：对此朱惠民有《关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浙江学刊》1992年第5期)；《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宁波大学学报》第4卷第1期，1991年6月)；《红树青山白马湖》(《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等文，数文观点相同，这里以《红树青山白马湖》一文为代表。）。1994年朱惠民在《红树青山白马湖》一文中认为，从散文的艺术特质、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生活经历以及时代、地域、社团、刊物诸多因素综合考察，以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作家群的散文创作，“确确实实已构成独具一格的以清淡为艺术风格的散文流派。由于那些散文文格洁净，文味清淡得如白马湖的湖水，加之作家此时都生活的上虞白马湖畔”，姑且可称为“白马湖派”[4]。他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编选了《白马湖散文十三家》，收录了王世颖、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刘延陵、朱光潜、朱自清、李叔同、郑振铎、张孟闻、俞平伯、夏丐尊和徐蔚南这十三位他所认定的属于白马湖派的散文作家。 1996年台湾学者张堂錡又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评论。他立论的依据基本源于朱惠民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但在观点上则更倾向于陈星的“作家群”说：“因为，这些作家主要的依托是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他们和北方的语丝社的美文系统合流，形成以周作人为主的小品散文流派，因此，若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周作人散文流派的一翼比较适切。既为派下分支，再称之为‘白马湖派’并不妥，不如以‘群’称之较无争议。”[5] 指涉对象并无二致的同一群人，却有“散文流派”和“作家群”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不分高下，以至于应该具有权威性的辞典(尽管实际上许多辞典未必具有权威性)也不得不试图调和这两种说法。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便对有关白马湖的词条做了模糊处理，将作家群和散文流派合二为一，在“白马湖散文作家群”词条中称其“清新严谨、温雅淳朴的风格更趋成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文流派”。[6] 这里让我们对这两种说法作一些具体解析。 先看朱惠民的“散文流派”说。 根据朱惠民的理解，这个成员起码包括《白马湖散文十三家》所收13人的散文流派在集聚方式上都生活在白马湖畔，在时间跨度上据他所选作品的写作时间起码从1922年到1946年，文学阵地有《我们》、《四中之半月》、《春晖》、《一般》、《大风》以及《山雨》等多种，在体裁上都是散文，在散文风格上是以“清淡”为特色。 但在笔者看来，这五条都不成立。 就集聚方式而言，叶圣陶从未去过白马湖；俞平伯在白马湖访友时间连头带尾仅3天；刘延陵在宁波四中教书，未在春晖兼职；1924年初到1925年夏之间未有记载表明刘大白去过春晖；郑振铎从未去过白马湖；李叔同对夏丐尊、丰子恺等春晖同人有深刻影响，但一个持律严谨、专心修行的出家人，很难想像他会介入世俗的文学活动。由此可见将这6人列入相当牵强。 就体裁而言，朱光潜唯一一篇在白马湖时所写的，也是《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中所收的《无言之美》，尽管在遣词造句上受朱自清等人的影响而力求生动活泼，但坚硬的理论质地，仍然使得它在以抒情状物记事写景为主的散文选中颇为突兀，显然将朱光潜算作十三家中的一家也属一厢情愿。 就文学阵地而言，无需全面评说这些报刊的身份，只想说明一点：春晖中学的《春晖》、宁波四中的《四中之半月》、我们社的《我们》，各有归属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捡到篮里就是菜，这与不能把《小说月报》算成文学研究会刊物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