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残雪，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一般读者，也困扰着大多数的评论家。残雪的小说一向以晦涩著称，充满了荒诞、象征和怪异，是非常典型的先锋派小说。但另一方面，残雪的小说也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自我欣赏的文字游戏”[1]，“甚至连情绪性的方向也找不到”[2]。我也不主张过分夸大所谓残雪的心理不同于常人心理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残雪的个人经验过于独特，具有不可通约性，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认为普遍的阅读经验是无效的，“不仅读不懂，而且无任何阅读意义”[3]，这并没有真正理解先锋小说的实质，实际上还是按照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标准在衡量残雪的小说。 我认为，残雪的小说是有意义的，只是这种意义不象传统小说包括一些现代主义小说那样清晰、明确和单纯，残雪的小说不论是在对话上，还是在情节上都有太多的空白，所以它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与传统的小说相比，残雪的小说给了读者更多的创造和想象的空间。残雪小说的确具有反时间性、反空间性和反逻辑性(即非理性)，但仔细地分辨和搜寻，我们是可以找到其深层逻辑的，是可以清理出其时间结构和空间顺序的，只是残雪小说的时间和空间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它不是直接叙述和交待的，而是隐蔽在意象和情节之间，具有抽象性，隐喻性，高度“蒙太奇”化，其“坐标”是隐形的，不符合我们的俗常感觉。 对于残雪小说的意义，我们显然不能用传统的“懂”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很难说我们完全理解了残雪，也很难说我们完全理解了她的作品。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此把残雪小说的意义无限地神秘化、模糊化、虚化，我们虽然不能直接把残雪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具体地复述出来，但我们能够感觉到它们的方向；我们很难明确地把握作家的写作意图，但我们能够感觉到作家写作中的情绪方向；我们虽然不能清晰地复述小说的情节，但我们能够体味到作品在叙事上的内在紧张；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描述和分析其作品的主题，但我们能够大致感受到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我们能够感觉到作家想在作品中表达某种抽象的哲理。残雪的小说实际上只是提供了某种意象和情节的框架，只是营造了某种情绪的氛围，而大量的空白，包括情节的空白、细节的空白、形象的空白、意义的空白等则需要读者去想象、去创造、去补充从而予以填充，残雪的小说在文本上是未完成或者说是残缺的，因而是开放的，这和传统小说的封闭性、完整性、透明性、逻辑性以及高度的形而上学性是有很大不同的。《民工团》是残雪的一篇新作，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在这篇小说的后面，有两篇评论。对于残雪小说的解读来说，这种很空泛、很主观而具有某种随意性的解读是合理的，并且很具有策略性，但我总觉得这两篇评论对于小说解读得过于玄虚。所以，本文尝试对《民工团》作另外一种解读，并且试图通过这种解读表达我对残雪的另一种理解。 这篇小说与残雪过去的小说有所不同，但又一脉相承。相同在于，写得晦涩、朦胧，意象荒诞，情节荒诞，意象和情节一如既往地缺乏逻辑的连贯性，有太多的空白。内容上表现暴力，气氛压抑、郁沉。不同在于，小说的时空相对稳定，故事的轮廓相对清晰，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实感，并且具有内在的紧张性。我认为，小说大致表达了在恶的世界中的“不恶”的挣扎和失败这样一个主题，但这个主题表现得非常朦胧，以至于我不敢绝对地肯定它，只能给它以“解读”的定性。对于残雪的小说，我们是不能象对待传统小说那样进行主题、情节、细节、人物性格分析的，我这里使用这些概念其实具有“权宜性”，按照德里达的方法，这些概念其实都应该打叉。下面我主要采取“讲解”的方式来对这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 小说的开头部分写得非常俗常，也很故事化，其中第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我是2月3日跟随大队人马到达这个大城市的。我记得那天傍晚天下着大雪，整个城市阴沉沉的，街上行人稀少。走一段就看见一个高档的餐馆，里面热气腾腾，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为头的带着我们这一群人在雪地里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信的地方，我们的行李铺盖全都被雪花弄得湿淋淋的，脸都被冻得麻木了，说话结结巴巴的。 这种很“现实主义化”的开头在残雪从前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残雪从前的小说，多数第一段话就非同凡响，给人强烈的荒诞感，同时也为小说定下一种基调。比如《雾》的开头： 自从降雾以来，周围的东西就都长出了很长的绒毛，而且不停地跳跃。我整天大睁着双眼，想要看清一点什么，眼睛因此痛得要命。到处都是这该死的雾，连卧室里也充满了。它们象浓烟一样涌进来。从早到晚占据着空间，把墙壁弄得湿漉漉的。白天还勉强能忍受，尤其难受的是夜间。棉被吸饱了水分，变得沉甸甸硬邦邦的，而且发出一种“吱吱”的叫声，用手一探进去冷得直哆嗦。家里的人一齐涌向储藏室，那里面堆满了湿津津的麻袋。角落里放着一个电炉子，烤得热气腾腾的。妈妈一进去就把门反锁了，大家挤在一处流汗，一直流到早上。 《民工团》为什么要以俗常化的方式开头，林舟先生的解读是：“随着小说的展开，你会逐渐意识到，开头的朴素和常态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过渡性平台，让你不至于一开始就被吓跑。”[4]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说法，且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愿意作另外一种解读。我认为，小说开头部分很现实化的叙述和描写实际上是一种交待、一种背景。“我”(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从后面的叙述中知道姓瑶)随民工团来到一大城市打工，被安排在车库地下室的宿舍里，六个人一个房间(约10平方米)，工头(后来知道姓杨)非常凶恶粗暴，清晨三点过五分就吼叫我们起来去干活，第一天的活是背水泥，背了几趟之后脚就发软了，稍有闪失便有生命危险。这种交待和背景为小说的主题以及故事情节奠定了基础，也使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让我们的理性和感觉相对集中而不至于过分游离，它使我们的阅读和理解始终在一定意义范围内滑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