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谢有顺在与诗人于坚的对话中说：“一个诗人不是要去证明已有的诗歌结论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要去证明诗歌还有新的可能性。他的创造性就体现在这里。”（注：参阅《于坚谢有顺对话录》，第161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其实，这对于小说家而言也是如此。一个有才华的成熟的作家必定是一个极富艺术创造性、同时又有独异、稳定个人风格的探索者。也就是说，他不但要不断地冲破已有的关于小说的种种界定和常规，尤其要勇敢地穿越自己所设置的经验的罗网。我想，这是一个优秀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必备的素质。最为重要的是，作家要有才能、有气魄穿越现实的、文学的、自我习惯的复杂背景，拒绝或防范那种轻车熟路掩盖下的停滞，那种被心满意足遮蔽的、不易察觉的重复。背景是什么？是意识形态、话语语境，理论维度，还是主体在审美空间的自我定位？对作家个人而言，还有更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作家经验世界的存在和在长期积累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从容不迫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叙述诗学。这些，肯定涉及到作家解读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在我看来，小说的手段和修辞策略不容忽视，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作家想象力的永不衰竭和叙事智慧的恒久葆有，以及对于写作的超功利性姿态。格非无疑就是这样的作家。可以这样说，格非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对文学始终保持纯粹而严肃态度及写作立场的作家，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极富个性感觉化的抒情性风格特征。他小说的语言优美纯净，富于书卷气，小说叙述意识清晰而深刻，眷顾命运和历史，远离繁复的意识形态的喧嚣，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作为“先锋小说”作家的格非，数年来始终为这一光环或命名所覆盖，同时也难以摆脱由此带来的限制和负累。十几年的小说写作中，格非凭藉个人的天赋和才华，在文学感觉、语言、细节、技术策略的处理上，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不乏个人性的经验。格非与余华、苏童、北村等人一起，初步完成了当代中国小说艺术探索性和创造性完美结合的一章，并具备了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性。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在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现实语境中，格非们富于现代小说理念和精神的努力，难免受到“不能提供一种可以涵盖东方文化神韵的、文化与文学相一致的现代主义”的指责和诘问。事实上，格非也确实遭遇到一定的写作困境。当苏童、余华分别相继拿出长篇小说《米》、《蛇为什么会飞》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时，格非仍平静地在大学里执教“小说叙事研究”，写作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废名的意义》。相对的沉寂恰恰也是深沉的积蓄和蕴藉，这肯定会带来作家观察、思考、情感特征等方式和形式的重大变化，尤其对格非这样善于发现自己写作难度的作家，如何能不为种种现实的、文化文学的、自身的因素所困扰，甚至全身心地进入具体的个人的现实，让自己的心灵更加符合一个作家内在的品质，已成为发现、寻找新的写作可能性的关键问题。《人面桃花》的写作，可以视为格非既努力保持自己钟爱的写作习惯、方式，又争取超越任何现实性背景的一次成功探索和跨越，同时，也反衬出当下文坛的喧嚣和浮躁。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先锋派小说，在经过一段时间形式上的先锋之后，又滑到了传统的道路上，甚至变成了一种大众消费，有人还进入了商业主义的轨道。而格非则完全不同，近十年来，作为一位已有相当成就的作家，他似乎比诗人更能耐得住寂寞，显然是他对自己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诗性的要求。他开始更深切地领悟到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应该去寻找对现实和历史的诗性的把握。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格非在写作姿态上更追求精神意味上的纯粹，也就是坚持艺术和精神的纯粹性，远离精神、甚至语言上的粗糙。我感到，格非并不是在有意回避什么或刻意要改变什么，而是在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表现方式，更贴近个人的感觉记忆和感情体验方式的话语风格。那么，这种心智上的努力，一定是穿越任何现实和诸多既定文学规约的写作。我非常赞同出版人对《人面桃花》所作的评述：“这是作家积十年心血完成的一部精致的长篇小说。作者的功力直抵小说细部的每一个末梢，真可谓一丝不苟。它既是格非蜕变和超越的一次个人记录，同时也可视为是当代作家逼近经典的有效标志。”（注：见格非《人面桃花》封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那么，我们在《人面桃花》的结构块垒中，会触摸到格非小说怎样的诗性力量和艺术矿藏呢？也许这正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所言：“作家只有摆脱智力，才能在我们获得的种种印象中将事物真正抓住，也就是说，真正到达事物本身，取得艺术的惟一内容。” 二 《人面桃花》是三部长篇小说的总题目，我们现在读到的这部曾被命名为“金蝉之谜”，最初在《作家》杂志发表时，编辑们认为《人面桃花》这个名字好，就将第一部定为本名。虽然，格非本人和我们现在都无法预知未来两部小说的具体模样，但从第一部看，我感到，“人面桃花”将是整部小说的叙述经纬、情节主线，或者说是核心结构。在这里，我将“人面不知何处去”中的“人面”理解为人和生命、命运的存在形态，它包括人的欲望、冲动、孤寂、信念、寻找、迷失、死亡和未知等；而将“桃花依旧笑春风”中的“桃花”理解为时间、空间、自然、灾难、宿命等被感知和不为人感知的种种外部存在。格非似乎要表达、重现或是记载、保存世间万事万物的转瞬即逝，用“人面”“桃花”这两个大的意象来控制千丝万缕的叙事线索，而且“让写作时的感觉与所描述的事物彼此寻找，召唤和通联”（注：参见格非《塞壬的歌声》，第8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说，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就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人面”与“桃花”的基本面貌，但是，我们已经透过文字深深地感知和体悟到小说所蕴涵的巨大叙事雄心和气魄， 小说以宏阔、优雅而从容的气质表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乡土与民间、政治与世俗、人性与欲望、理想与梦幻相互交织的历史场景。历史，一直是格非感兴趣的叙事领域，但在这部小说中，格非似乎更注重在看似变动不羁的具体情境中，捕捉、感受生命存在的实在性、鲜活性，以审美的方式在历史的迷蒙中寻找理想、公正、进步、文明的价值和人性的维度。小说在挖掘、表现人的乌托邦梦想中推动着叙述的前进，可以说，小说潜在的叙事动力则是小说中乌托邦诗学的建立，在看似抓不牢的历史中重现人性的嬗变和生命的悸动。 小说以“普济”和“花家舍”为叙事环境与背景，以知识女性陆秀米为主人公展开叙述。虽然故事表层是讲述两个村落的兴衰变化，几个人物的命运沉浮，但叙述的巨大张力让我们细腻地感知到了历史的风云际会，生命、命运的沧桑多舛，时间长河中生命主体的选择与暧昧、游离。表面上看，格非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一段“现实”，是在演绎一段绰约、隐晦也十分繁杂、破败的家族生活，实则是回到历史和时间深处所进行的一次生命体验。他不是通过“过程”还原人物的存在并进行多面展示，而是对历史情境进行“现时性”修复，并注入当代乡间激情，我们在叙述中强烈地感受到生命、人性和岁月的颤动。与格非以往小说叙事不同的是，格非能在叙述中回到时间深处去揭示生命与理想的产生机制和意义架构，甚至不惜暴露、弥补现存大量文本中可能被遗忘、被忽略的历史多元性、复杂性，包括已经消逝的过去、当前的关切和对未来的焦虑。重新赋予存在、理想、人性、时间以意义，在看似极其“混乱”的时空中讲述不同层面的人的乌托邦冲动，尤其不回避对生命的“肉体凝视”。小说从陆秀米的“初潮”到张季元与秀米、秀米母亲的“畸恋”，从孙姑娘的死、翠莲的“逃”，再到花家舍诸兄弟的身心双重欲望，小说充斥着“性”的激动和魔障。我认为，这仍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历史情结，因为，“‘性’并非身体的全部，却仿佛成为隐藏在身体内部深处的、某种神秘的和本源性的东西，成为‘科学’探测的领域，成为‘革命’所要解放或压抑或牺牲的能量”（注：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3—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在格非的小说中，陆侃的“疯”和陆秀米的“疯”可以说都是乌托邦力量导致的悲剧性狂想与现实发生“断裂”造成的错位，花家舍兄弟的“匪”与自身厮杀、毁灭，同样也是缘于乌托邦理解的偏执或是褊狭冲动，而张季元的“革命冲动”也可视为另类理智性“疯狂”。二十世纪以来，小说中有关政治、性别、欲望、道德、权力、知识、文化形成了文学种种复杂的讲述方式，其实，上述一切都与欲望这一生命本身的潜在动力构成隐喻关系。《人面桃花》中各类人物，无论是陆侃、丁树则、陆秀米、张季元、花家舍兄弟，还是小人物翠莲、马弁、老虎，他们的潜在的朴素乌托邦梦想很轻易地形成某种“革命”或“性”的欲望冲动。女性的身体符号，“大同”、“英雄”的幻想，都成为揭示人性、时代心理冲突的叙事焦点和叙事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