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鹿原》的巨大声望周围，异议始终存在。褒贬毁誉的分歧迄今仍在持续。有趣的是，人们时常可以从诸多肯定和赞誉之中读到这种形容：这是一部大书，份量非凡，具有史诗的品格，如此等等。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追溯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不由地联想到题写在《白鹿原》扉页上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似乎是小说价值的证明。许多人的词汇库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历史”和“民族”更为重要的了。 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成为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主宰。历史是正统，是典范，小说仅仅是一种附庸，承担拾遗补阙的功能。小说的生动有趣并不能改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卑下身份。文学的独立意义得到认可之前，小说始终必须为虚构而羞愧。人们仿佛觉得，只有在历史的庇荫之下，小说才可能心安理得地生产各种故事，推出一个又一个英雄。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修史的高度重视表明，历史拥有非凡的意义。所以，尽管历史的记载可能大幅度地压抑作家的活跃想象，小说还是从历史之中承袭了特殊的份量。长篇小说所赢得的至高荣誉就是“史诗”的称号。史诗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史诗之中，神或者英雄背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气势磅礴的史诗风格象征了汹涌无尽的历史洪流。虽然《白鹿原》仅仅叙述了两个家族的起伏沉浮，但是，白鹿两家几代人的命运深深地卷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上演一幕幕背景深远的悲剧和喜剧。所以，人们更多地读到的是风云际会，而不是儿女情长。壮观的历史波澜撼人心魄，这就是史诗的宏大叙事。 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之中，民族的命运时常是一个无可逃避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远在《白鹿原》之前开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众多志士仁人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炮口之下痛苦地思考民族的未来。如果说，经济与军事的自强从未引起异议，那么，传统文化与民族的兴衰存亡隐含了种种矛盾和悖论。五四时期，引入西方文化曾经被视为振兴民族的重要策略，一批五四新文化主将竞相向腐朽的传统文化表示了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是一个一呼百应的口号。尽管如此，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顾虑始终萦绕不去：西方文化的全面覆盖会不会危及民族的生存？无论如何界定“民族”这个概念，文化传统始终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传统”和“民族”的分裂会带来什么，这是“现代性”所无法释怀的疑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这种疑虑卷入了更为复杂的历史形势，激进的革命话语声势浩大，民族问题退到了阶级问题的背后，民族必须烙上阶级的印章才能通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诸如此类的概念不仅导致传统文化的式微，同时还有效地阻止了西方文化的弥漫。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外，多数西方文化均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予以抛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直至又一个开放的时代来临。然而，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开放带来的并不是激动的拥抱，也没有温情脉脉的邀请。人们惊异地发现，进入全球体系的方式是无情的竞争。强势的西方文化业已占据了居高临下的竞争位置，这是全球化语境事先认定的文化构图。文学迅速地察觉到文化领域的不平等，“寻根文学”无疑是维护文化身份的一次漂亮的努力。现在看来，“寻根文学”隐含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秘密转换：革命话语以及阶级范畴丧失了昔日的理论火力之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开始成为狙击西方文化的桥头堡。如今，这个文学运动仅仅残存一些余波微澜，但是，许多作家的观念之中，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业已成为不可放弃的文化维度。这是全球文化竞争的必然结局，也是文学放弃了“阶级”主题之后转向的另一个丰富的想象资源。 当然，返顾历史和传统的时候，作家分散到了各个角落：莫言的《红高粱》向往“我爷爷”、“我奶奶”的血性、刚烈和自由自在；阿城的《棋王》既有世俗的饮食男女，又有庄禅之道的自然无为；王安忆的《小鲍庄》试图涉及隐藏在村夫野老身上“仁义”的天性；还有许多作家热衷于在庞杂的宫廷文化之中搜索帝王家族的秘密，或者利用江湖文化构思神奇的武侠故事。《白鹿原》力图从文化与历史演变的关系上介入这个问题——《白鹿原》力图表明，儒家文化不仅是历史上一个遥远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传统还活在今天，而且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是从一个乡土气十足的罗曼史开始的：白嘉轩不屈不挠地娶了七房女人。白鹿的传说，移坟，修祠堂，书院和一本正经的圣人朱先生，“耕读传家”的匾额——这种乡土气弥漫在小说的前半部，甚至产生了一种迷惑，以至于人们迟迟察觉不到隐藏在《白鹿原》背后的历史高度。或许人们应当说，这就是《白鹿原》竭力要说出的事实：儒家文化不仅是一批经典，并且还是乡土生活的日常哲学。白鹿原上白家与鹿家的故事反复证明，无视儒家传统训诫的人不可能修成正果，鸡鸣狗盗之徒怎么也成不了大器。饱读儒家经典的朱先生对于天下大势做出了高瞻远瞩的预言，圣人任何时候都将走在历史的前面。总之，贸然地宣称儒家文化已经过时肯定是一种历史的短视。 显然，这种主题再度维护了传统文化的威信。历史从一批时髦的现代词汇之中拉了出来，重新回到了儒家文化的范畴之中。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孟之道的讨伐锐不可当，但是，儒家文化仍然作为一种文化无意识顽强地存在。无论是“耕读传家”的祖训还是铭刻在祠堂墙上的“乡约”，人们立即会察觉到一种久违的熟悉。然而，这种主题是否可信？不可否认，儒家文化提供了一整套异于西方文化的范畴，尤其是与西方文化之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格格不入。可是，人们不得不怀疑的是，儒家文化与现代性话语可能存在的深刻矛盾。历史的脚步有没有可能从现代性的门槛上缩回去？儒家文化有没有能力评价乃至主宰近现代历史？《白鹿原》似乎无法解除这些质疑。毋庸置疑，陈忠实对于儒家文化信心十足。然而，对于文学说来，仅有信念是不够的。信念与经验的分裂时常在文本之中形成致命的伤口。这个意义上，《白鹿原》的文本特征即是深刻矛盾的表征。《白鹿原》的文本分析表明，叙事结构的脱节恰恰源于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脱节。 二 我曾经在《姓·性·政治》一文之中指出，《白鹿原》内部包含了三种势力：宗法家族的势力，叛逆者的势力，政治势力——这三者简称为“姓”、“性”、“政治”。令人遗憾的是，这三者在情节的意义上并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