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是柏子 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1](P28) 这是沈从文小说《柏子》的第一句话，也是第一个自然段。从叙事上来说，这个句子破空而来，多少有点突兀。而在文法上，这句普通的陈述句略显庸赘，如仅仅为了说明一个事实，将其改为：“把船停到辰州的岸边”似乎更为简洁。 作者曾自称只读过几年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不懂文法，直到晚年，写出文章，文法与标点还得由做编辑的夫人代为订正。[2](P72)在《柏子》这篇小说中，以现代汉语的语法绳之，不合文法的例子比比皆是。假如将作者早期的小说(20世纪20年代)与晚期的小说(20世纪40年代)做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后者语言的规范、流畅程度的确较前者已大大改善。这说明，作者所谓的“在写作和修改中学会了文法”[2](P72)并不完全是一种自谦之语。然而，在另一些场合，作者又刻意表明自己瞧不起文法，宁肯在文法规矩之外死亡，不在文章法度之内生存，且屡屡用“文无定法”一类的古训为自己的“练习”、“实验”辩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特的“沈式文法”又似乎是有意为之。其内在的重要修辞依据之一就是旧小说。 作者自认为自己的文体、修辞来源一为域外小说——主要是契诃夫、屠格涅夫的俄国翻译小说；一为旧小说、旧文章——比如唐人传奇和六朝散文。前者让作者学会了将风景画引入叙事，而后者则教会了他文、白杂揉的句法和修辞。据此，我们可以约略窥探到作者对于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暧昧态度。如果考虑到持有相同/相似叙事立场、在现代文言和现代白话的夹缝中生存的废名和汪曾祺，这一暧昧态度也许暗示了中国小说叙事转变过程中许多重要的叙事命题。 还是回到《柏子》的开头。对于水手们来说，经过两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与风浪的搏击，船只终于到岸。这个岸是泸溪，常德，还是辰州并不重要。船只既到岸，就得停泊。所以，相对于“停泊”这个具体过程，它的对象只能是“岸”。 按照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似乎叙事的语态只有讲述和描述两种。讲述是作者无所不知的声音，而描述则是依靠人物的行为、心理而限制性地开展故事。那么，这个句子是讲述性的呢？还是描述性的？可以这样说，前半句(把船停到岸边)是描述性的，而后半句则是作者的声音，他在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有人也许反驳说：“岸是辰州的岸”这一句同样是“描述性”的，因为它可以看成是水手的心理活动，即水手将船靠向岸边之后，发现他们所抵达之地是辰州。笔者不是说西方的文学理论完全不运用于中国小说的叙事分析，但就沈从文的这个短篇而言，它至少是出了一些问题。随着笔者的论述，类似的问题还将会大量出现。 当然，这个陈述句最大的问题(想必读者早已发现)是没有主语。如前所述，沈从文认为他的小说是从旧小说脱胎而来，但就笔者的阅读范围所及，尚未读到过类似的写法。我们知道，古典小说陈述句中省略主语的例子并不鲜见，但开篇即将主语略去似不多见。另外，这个句子叙事速度之快，切入故事之突兀，几乎可以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开头相媲美。 那么，主语是谁呢？谁是“把船停顿到岸边”这个动作的主体？读完整篇小说，我们知道无非是以下三种可能： 1.某一个水手，张三或李四。 2.船队中的每一条船上的水手，既是张三，又是李四。 3.柏子。 三种可能性都存在，每一种都十分不确定。但从修辞学上来说，这种不确定性相对于整篇小说的叙事氛围或效果来说，绝非无关紧要。 这篇小说的题目既然是《柏子》，以常理而论，柏子当然是主人公。我们除了知道他是一个水手之外，对他的籍贯、外貌、性格、父母等相关资料(在传奇小说，特别是在唐人笔记中，这些资料大多详尽而准确。仅此一点，我们即可看到这篇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与古典小说的不同)一无所知。甚至就连他的名字也不那么正式(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姓柏，名子)。整个故事也没有相应的时间长度，缺乏戏剧性(没有因果关系)，甚至不能称其为一个故事，至多只是一个事件或事件的片断而已，没有给人物性格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另外，考虑柏子这个人物只到小说进行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才登场亮相，这就迫使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在人物出场之前都写了些什么？这些内容与“主要人物”柏子又有怎样的关系？ 在魏晋笔记小说和唐人传奇中，以笔者不完全的统计，人物开篇即出场的例子占了绝大部分。沈从文最为膺服的《李娃传》、《柳毅传》都在开篇点出人物，没有任何的铺叙。而沈从文认为写人物很传神的《世说新语》更是如此。宋元以后的话本，因说书这样一个艺术形式特殊的要求，而有了“入话”一说。（注：宋代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业经济日渐繁荣，在社会娱乐形式中，以讲故事为其基本职业的“说话人”开始出现，说话人的底本，通常称为“话本”。“入话”指的是正式故事开始前的“预叙”。这一形式被后来的作家借用，其功能和文体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方小说中，类似的例子也大量存在，简耐特(Gerard Genette)将它一律称为“侧文本”。）所谓“入话”指的是故事开场的准备或引子，通常由一段“诗词”，一则轶事而导出故事，或者作者开篇即说出一段道德训诫，提醒听者/读者注意故事的道德内涵，更为普遍的则是由一个次要故事引出一个主要故事。这种格式较为固定，为后来的小说，尤其是明清的白话小说大量沿袭。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意识对“入话”这样一种传统的文体因素加以借用并进行改造的是汪曾祺。特别是在后期的《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作品中，作者习惯了在主要人物出场之前加上一段“闲话”或“故实”，用以描写风景，摹状环境，交代背景，烘托氛围，语态多用“讲述”，叙事亦采用“全知视角”。叙事的视点大多由远及近，由外而里，由次要人物引出主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