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知识分子的名篇，连续多年都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自从茅盾作出“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注：方壁(茅盾)：《王鲁彦论》，《小说月报》1928年1月号。）的判断之后，文学史对这篇作品的评价似乎已经形成了定论。这不是对一篇作品或一个人物的评价，而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人格和性格的批判。其实，潘先生的个人欲望和处境是否应该同情？其社会意识是否清醒？如何评价其行为与思想的矛盾？这一系列问题是有必要重新探讨的。 首先，如何看待和理解潘先生的“卑谦的利己主义”问题，是我们重新评价《潘先生在难中》这一作品的思想焦点。 从抽象的道德原则上看，潘先生的一切举动是可笑可鄙的，但是一切又是无奈的，是人的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的生存的权利。作为潘先生他有权利生活得更安定、更完整。潘先生的人生是“琐屑”的，但是生活和家庭本身就是由琐屑构成的。他所追求的不过就是家庭成员的“一个都不能少”，他的一字长蛇阵本身就是这一种期望的象征，也是一种动荡和辛酸的象征。他与妻儿的离散是人生的最大悲剧，求得家庭的完整是人最低的生活愿望，而这些努力和巴结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他对妻儿千方百计的呵护之心和万般体贴之情，渗透着真挚的爱。有爱的人的才可能是善良的人。当他见不到混乱人群中的妻儿时，他“禁不住浸出两滴眼泪来”，这浸出眼泪来的焦急，是值得人们同情和令人相信的。没有经历过真切体验的人是不会体验到其中的切肤之痛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能为别人而流泪的人一定是可爱的人，从不流泪的人也许是坚强，但也许是可怕。当潘先生从战区率领全家逃出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分散而最终与妻子会合时，不禁感慨万千：“现在好了！”其实这合家团圆本身也是一种不幸，因为这已经成了战乱中的中国普通民众的最高的理想。当他听说火车真的不通了，“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大战在即，独处空旷的家中，“潘先生想起远在上海的妻儿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道他们此刻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象也极模糊；因而想起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凄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声。”此时，潘先生可能想到了平日院子里孩子们嬉戏的笑声和充溢着的家庭的温情。此情此景是催人泪下的，也是让每一个父亲和丈夫动容的。 潘先生是无奈的，其行为也必定称不上高尚。但是，面对那些“觉得最高的权威附灵在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都不在眼里，只要高兴提起脚来踩，都可以踩做泥团踩做粉”的兵士们，面对即将成为战场的家乡和可能遭遇到的屠城之虞，我不知道作为一介书生的潘先生除了躲避和尽量保全家小的生命安全之外，还有什么更高尚或更稳妥的方法？而作者却在那里冷漠地嘲讽，我不知道此情此景如果是作者自己该会怎样？在那种境况下，难道还要求他抛弃家小或组织民众或自己单干，拿起武器与杜师长或其他什么师长之类的军阀进行抗争吗？ 其实，潘先生的行为和心理深刻地表现了军阀混战给底层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苦难，而作者嘲讽的对象却错位地转移到了受害者身上。潘先生是受害者，在和平的环境里，他肯定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教师。正如潘师母所说的那样“到底性命要紧还是学堂要紧？”潘先生的全部矛盾和弱点其实就是既要“保家”又想“卫国”，实现“保家卫国”的理想是他当下最大的愿望。当他暂时不能“卫国”时也只有尽力地“保家”了。在这混乱的生活状况下，潘先生们本来已经够不幸的了，所谓的“灰色人生”不过是在身不由己的战乱环境中，既想尽到教师职责又想尽到父亲和丈夫的职责而已。 在一个不能自主的社会里，不能剥夺小人物的生存的权利和生存的方式。要知道，潘先生的行为没有对任何人构成伤害，只是求得对自己和家人的保护，他不是以损人利己为目的就已经是好人了。对于他这样一个小人物来说，他只能用比较卑微的方式使自己和家人避免伤害。潘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根性，谨小慎微，巴结取巧，活得十分辛劳、卑琐，也有些委曲求全。作者应该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使潘先生一家处于危险、动荡、艰辛的社会环境上，放在社会中的支配性的人物身上。个体人格的批判在这时并不重要，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或个体人格的批判的价值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不能把人对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渴望和努力视为一种堕落，更不能把战争中的责任归罪于懦弱的知识分子。是谁制造的了这场灾难？在善恶对峙的社会里，是批判强者还是批判弱者？答案之间是存在着思想的差异和境界的差异的。这也是叶圣陶与鲁迅在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文学主题意蕴上的差异之所在。 无论任何时候，不能保护弱者的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首先应该保护守法者。而在作家的立场上，批判弱者而不去批判强者，同样也是不公平的。《潘先生在难中》在艺术上一直被称道的“冷静地描写”，实质上是作者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旁观的角度，把一种社会灾难中的受害者小丑化了，漫画化了，人间悲剧于是也就成了生活喜剧，所谓的“冷静”之中其实渗透了冷漠。而嘲讽不幸，戏谑悲剧，是不道德的行为，最后必定使社会失去公正与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