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所以成为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贰臣”，具有“野兽性”，瞿秋白曾用过一个罗马神话故事来加以说明，他说，鲁迅“是野兽(狼)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野兽的奶汁”究竟是什么，瞿秋白没有细说，后人也未解说过。我觉得这“野兽的奶汁”乃是由多种营养成分合成的营养品，而野史即其中一种重要的成分。正是野史给予了鲁迅以营养，使他具有“野兽性”。 鲁迅是极爱读史的。读史，对于鲁迅思想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他读史的过程，亦即其思想性格形成、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鲁迅对于书籍，接触最早的即史书。他在1887年(七岁)启蒙时，读的第一本书即《鉴略》。那时，他完全是被动的，因为他祖父主张孩子初学应该首先获得一点历史知识。不过，《鉴略》并未引起他怎样的兴趣。引起了他兴趣的第一本书是《山海经》，这是一部保存了许多远古传说、史料的地理著作。他之所以对此书有兴趣，实乃由于读经(如“四书”之类)枯燥无味之反动。他说，“余少喜披览古说”。（注：《古小说钩沈·序》。）这“少”，大约就是1890年(10岁)读《山海经》发轫，到1895年(15岁)前后。这“古说”，就包括了许多史书，特别是野史。他在晚年曾回忆说，“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思想。”（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介绍，鲁迅在这一时期读的野史杂说有《曲洧旧闻》、《窃愤录》、《玉芝堂谈荟》、《鸡肋编》、《明季稗史汇编》、《南烬纪闻》等等。他爱读这些书，并不是自觉的，只是他幼年读《山海经》时所引发的读书兴趣的不自觉的延伸。他阅读这些野史，虽然对于他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有很大作用，但他仍然不是带着某种社会功利的目的去阅读的，而基本上是凭兴趣出发的。 鲁迅读史，由不自觉转向自觉，是在1902年留学日本开始的。当时留日学生中有许多革命志士，他们以改造中国旧社会为己任。鲁迅这时也树立了改造社会的宏志，常常与同志议论改造中国旧社会的问题。鲁迅过去所读过的史书特别是野史，就常常为他思索社会改造问题提供借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等人倡导“新史学”。就在鲁迅开始留日的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一文，他还陆续发表过《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国史叙论》等论著，正式喊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帜，提出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全面地批判了封建主义史学。他指出了封建主义史学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所谓“正统”，“一言以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他特别强调了史学对于社会改革、发展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宗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章太炎则发表了《史学略说》等论著，提出了民族文化进化史观，强调研究历史的意义。他在《历史之重要》中指出，“历史著进化之迹”，可以看到社会进化的情况。他为了救亡图存，也是在1902年，宣称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写出100卷《中国通史》。他一生都认为史学是“切要之学”，“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尤巨”。鲁迅是受到了“新史学”的影响，他说，“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正是在“新史学”的影响下，鲁迅也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进化论历史观，他也特别强调史学对于社会改革、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对史书的嗜好，已由不自觉逐渐转向自觉了。他的《读经与读史》（注：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文便可说明其自觉性。过去的传统，总是首先提倡“读经”，把“读经”看得比“读史”重要。当时，章士钊为了阻碍社会改革，也鼓吹“读经”。而鲁迅在这里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读史”比“读经”重要、有益，与其“读经”，不如“读史”，“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这篇文章还向读者推荐了《茅亭客话》、《野获篇》、《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和《痛史》等许多野史。此文，一方面既反映了“新史学”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他实践经验教训的结晶。他的重视“读史”对于社会改革的作用，足以说明他对于史书的嗜好已由不自觉向自觉发展了。这种发展，对于鲁迅整个思想的发展有其重要性，这种发展，有它的内因和外因：他在留日期间树立了改造社会的宏志，是其内因；而在同一时期受了“新史学”的影响，则是其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鲁迅并非一开始接触史书，就能自觉地把“正史”和“野史”区分开来，并重视“野史”的。他之所以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把“正史”与“野史”区分开来，并且愈来愈重视“野史”，一方面固然是受了“新史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更是受了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中国国内文化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平民主义”思潮，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影响广泛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918年11月15—16日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武断主义(专制主义)的末日，平民主义的新纪元”，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此后其他许多人都发表了提倡“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的文章，“平民主义”汇为高潮。文学界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最有影响的是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一文)，史学界也提出了“平民史学”的口号，当时就有野史是“出于民众”的说法。在鲁迅著作中，“野史”一词最早见于《读经与读史》一文，并且正式地把“野史”与“正史”区分开来，他说，倘要读旧书，“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他在该文中又说，“‘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注：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此后，在鲁迅的著作中，野史与正史便区分得清清楚楚，谈及野史的文章也日见其多。由此可见鲁迅自觉地把野史与正史区分开来并更加重视野史，是始于五四时期，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说明他的这种自觉的思想既与“新史学”的影响有关，但更与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有关。 野史是什么？一般认为是指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与官修的史书不同的另一种史书。在鲁迅的视野中，视为与野史同类的还有杂说、笔记、档案等。他在《读经与读史》一文中，就把“杂说”与“野史”相提并论，视为同类。“杂说”，大概就是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杂记”，即“杂载人间琐事者”。古代有“稗官野史”的说法，稗官者，采录民俗民情的小官也。《汉书·艺文志》引如淳所说，“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这种闾巷风情、街谈巷说、遗闻佚事的纪录，也叫“稗史”，如鲁迅所多次称道的《明季稗史》之类。鲁迅所说的“杂记”，大概即“稗史”之类。稗是野生的草，稗史其实就是野史。鲁迅在《病后杂谈》（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一文中又将“野史”与“笔记”相提并论，视为同类。他说，“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笔记”，有别于稗官所记录的，内容也不限于作者所听取的街谈巷说，还包括了作者阅读所得或亲身经历。鲁迅重视野史的同时，还重视档案材料，如《清代文字狱档》。因为档案保存了许多原始史料，所以鲁迅如嗜读野史一样，嗜读这一类的书，认为它们和野史一样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多方从友人处搜求《清代文字狱档》，并在《隔膜》一文中赞扬这是“一种好书”。在他的心目中，野史、杂说、笔记、档案等是同类的书，都得到他的重视。它们有共同特点。其共同特点是：“野”，虽然“野”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野”的。所谓“野”，有两层含义：第一，从与在朝人士相对立而言，是在野人士(或士大夫的下层人士)所作，未经官方审定，更不是“钦定”的，甚至为官方所禁，不是藏于庙堂官厅，而是流传于“野”，当然，其中某些书也流传到官厅，在流传中经过官方删改；第二，从雅与俗、文与野相对立而言，是未经人工过分雕饰的，鲁迅说是“无伪饰”的，是原始的史料，虽然显得粗鄙，但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因此，鲁迅对它们特别重视。鲁迅是一贯喜爱带有“野”性的东西，“俗”的东西，他说过正人君子往往憎恶“野”的东西，又说过君子不喜欢“俗”人的“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