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希望和困扰已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换，我们的旧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到了一个新的框架之中，就像工业社会的来临没有取消农业，而是将它放入了新的历史框架之中一样，中国今天发生的剧烈的变化正是一个历史的替代的过程，一个快速崛起的“新新中国”正在迅速地超越原有的中国“现代性”的宏伟的历史框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历史角色。 这一发展的核心恰恰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的“内”“外”的界限和中国的固有的失败和屈辱的历史角色，中国开始从自己的近现代历史的规定性中解放，获得了新的空间的定位，这一定位可能还并不完全清晰，对于它的评价也还有不同的视角。但变化带来的新的中国的全球性的形象则是没有疑问的。同时，中国内部的市场化也为这一变化准备了历史条件。中国的巨大的劳动力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他们开始在一个新兴市场中追逐梦想，寻找新的可能的机会改变由于过去的匮乏带来的巨大的压力。而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给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机会。于是中国改变世界的历程伴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意外地开始了。实际上，中国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正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的不可思议的同步的结果。在中国内部出现的跨出原有的匮乏和压抑的时代的强烈要求，正好和一个正在到来的全球性的信息时代所由于交易成本下降而产生的大量的剩余的资本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接合。中国人民的消费的渴望和劳作获得更多收入的热情和资本的共舞带来的结果让世界和中国共同改变。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其实对于历史的这一走向并无明确的意识，当时我们还曾经以南斯拉夫的经验作为中国发展的榜样，也曾经以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作为一种诉求，“新时期”的历史也曾经展开过不同选择的可能，但从今天回首望去，南斯拉夫已经消逝，“十七年”也在历史的另一侧的遥远之处了。中国历史其实由于全球空间的变化而展现的活力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的最佳的表征。这里的“大历史”的变化可以说是出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的结果。这里出现的中国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进程可以说是新世纪中国的新的不可遏制的趋向。中国已经展示的新的形态无疑已经超越了现代性历史的限定，展开了新的篇章。 这里的新的历史对于过去历史的超越其实是空间的支配作用的后果。我们原来在一种黑格尔式的“世界史”的立场中，预设了历史的目标和实现的途径，这也就是五四的“新文学”所赋予我们的宏大的历史意识。我们认定我们自己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史中的落后，我们试图通过几代人的艰难的集体的奋斗和对于世界秩序的反抗而获得一种中国的历史目标的实现，这一历史目标就是中国的富强和个人的解放；我们为了这一目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我们一面充满了现代历史所赋予我们的悲情和屈辱，中国在现代历史中的失败的历程让我们的现代历史充满了一种“弱者”的自我意识，一种在他者限定的秩序中不断挫败，却不断抗争的悲壮的历史意识使得我们不得不将自己设定为世界秩序的反抗者。另一面我们将阶级的“弱者”意识和民族的“弱者”意识进行了缝合。中国的底层人民的反抗压迫者的“弱者”的阶级斗争也相当程度上等同反抗世界帝国主义的中华民族的“弱者”的民族斗争，两者是一个同样的问题。这两个方向使得我们的“弱者”意识得到了强化。我们在整个“世界史”中的被动和屈辱的角色不幸地被锁定了。虽然我们的反抗和斗争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和获得了历史的肯定，但显然我们的历史目标还没有获得完成，我们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焦虑一直是我们的文化的中心主题。我们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弱者”意识，另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正是这两种意识决定了我们的“现代性”的价值观和伦理的选择。而我们在对于一种“世界史”的思考中所设定的文化想像中所试图达到的却一直没有完成。这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最大的焦虑。 但从20世纪90年代这一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前期”到新世纪，新的中国的发展却完全超越了这一历史的设定和焦虑。我们发现中国当下的发展却是在两个方向上获得的：一是在对于世界秩序的参与中，二是在普通人争取财富，改变人生的努力中，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获得了百年现代史中最为清晰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在这里，现代中国所并没有的历史境遇却由于空间的转变已经来临，历史超出了我们预设的途径、似乎进入了一个完全的意外，但其实这也是“大历史”本身的转变的结果。中国历史超越了原有的“弱者”意识和“反抗”意识，获得了意外的发展。这种发展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已经完全明确了。尽管目前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多种挑战，但无论问题或进展都已经在一个新的全球结构和新的中国情势中发挥作用了。 这种变化使得“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化转向了“新世纪文化”。这种“新世纪文化”完全超越了“新时期”对于今天的想像。这当然也为20世纪90年代的“后新时期”的有关文化选择的争论作出了结论。十年前，知识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一些对于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的知识分子焦虑于在新的市场化的环境下是否会出现一个社会崩溃的“旷野上的废墟”，并为此发出异常激烈的“抵抗投降”的狂热的呼叫的时刻；是一些人对于急剧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未来把握不定，也对于中国的前景犹疑困惑的时刻；这也是另外一些人对于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更加明智的分析的时刻。于是知识分子的大论战正是凸现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同的思考和观察。1995年的时候，中国刚刚进入所谓的“后新时期”，消费社会才有了一个雏形，社会还处在刚刚处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前期。中国的发展的许多今天看起来简单的事实，在当年还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今天看来所谓“后现代”，所谓“全球化”对于文学界来说，都已经是没有多少新意的老生常谈了，已经成为任何一个谈论文学的人没有办法逃避的常识。在当年却仍然是受到了众多的置疑和追问的难以接受的事情。这里的十年进程的背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内部”的日常生活的变化完全超越了原有的“新文学”在“新时期”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链条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像的独特性。一个“新新中国”对于“新文学”的多面的、复杂的冲击我们已经无法不正视了。十年的光阴正是宣告了全球化和市场化新的时代已经由开端到成熟的过程。十年过去，尘埃落定，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和那些悲观的预言完全相反的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新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