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题特约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一川教授 ●主持人话语：在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上，有一个问题不能被忽视：媒介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文学？对此，京味文学的当前命运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个案。媒介通常是指传播信息的物质实体及与之相应的媒介组织(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国际互联网等)，而文学媒介是指文学的语言系统得以传播的外在物质形态及渠道，包括口语、文字、印刷、大众和网络等媒介类型。现代文学的主导媒介常常是机械印刷媒介如书籍、报纸、杂志。而文学的一些交叉形态如广播文学、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和网上文学等则以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等电子媒介传达。可以一般地说，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问题在于，当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京味文学不仅由通常的机械印刷媒介去传输，而且同时也被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去传输或变异地传输时，原有的文学信息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我的观点是：媒介的改变，并不仅仅意味着传媒技术手段的简单改变，而且，在由多种因素所形成的特定文化语境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更意味着文学本身在地位、语言形态、审美方式、人物形象、文化类型等方面的全面变化。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后，其由张大民形象集中承担的看似轻松而实沉重的生命体验就在改编过程中被淡化了，而这种淡化既与影视媒介本身的大众传播特点有关(如尽可能广泛的受众范围)，而不一定完全保持高雅文化所珍视的深度意义；也与改编者的有意追求相关，因为改编要顾及公众的当下理解与娱乐，而不像读小说那样可掩卷沉思和回味。这表明，当着媒介发生改变时，文学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可能发生相应的改变。关于京味文学，人们此前已经有了来自语言、文化等角度的种种观察。下面几篇小文都属于我主持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90年代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的部分成果，试图从媒介变化与文学及地域文学的关系角度来重新探讨当代京味文学现状问题。唐宏峰、宋学鹏、单智慧和刘苑分别从电视文化的接受、媒介的影响、京味的消失及大众文化性质的角度加以分析，提出了关于京味文学的新见解。而我则直接宣告“京味文学的终结”。这些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主持人简历：王一川，男，1959年2月生，四川沐川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泛媒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1982、1984、1988年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赴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研修。近年主要研究文艺美学、中国现代文艺与文化现代性问题。著有《意义的瞬间生成》、《审美体验论》、《语言乌托邦》、《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修辞论美学》、《通向本文之路》、《中国形象诗学》、《张艺谋神话的终结》、《汉语形象美学引论》、《杂语沟通》、《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文学理论》、《文学理论讲演录》及论文百余篇。主编《美学与美育》、《大众文化导论》、《美学教程》等。 媒介变化与京味文学的终结 王一川 考察媒介变化中的文学，京味文学的演变及其当前状况应当是一个合适的个案。京味文学多年来曾是读者竞相阅读与谈论的热门话题，也引起过文学研究者的探究兴趣(如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我把京味文学定性在这样的含义上：它是指能够让人回瞥到故都北京城在现代衰颓时散发出来的流行的文学。在这里，故都北京城的人、事、地、话等及其现代衰颓就成为京味文学之“味”得以形成的特定媒介和媒介场了。这样理解的京味文学先后呈现出三代(次)风景：第一代为20世纪20、30年代以老舍的《骆驼样子》等为代表的文学，呈现从古典到现代变动中的北京胡同文化景观，在语言、形象和风格等方面都奠定了现代京味文学的原创形态；第二代为20世纪80年代以林斤澜、邓友梅、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等为代表的文学，着力表现故都北京在现代性进程中流溢的民俗残韵；第三代为以王朔、冯小刚、王小波、刘恒等为代表的文学(包括影视文学)，表现北京在政治缝隙中纵情狂欢或发生演变的大院文化、新胡同文化景观。可以这样认为：当以王朔和冯小刚为代表的新一代京味文学借助影视媒介的力量而使京味文学达到兴盛时，实际上，京味文学已经不可避免地置身于最后的辉煌期了。我这样说绝非空穴来风或故作惊人语，而是确实基于一种新观察——从媒介与地域文学的角度而对京味文学所作的判断。 京味文学的生成总是依赖于特定的媒介及媒介场的。我所理解的媒介和媒介场在这里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直接的传播媒介，如报刊杂志；二是在这种传播媒介中被传输的语言形式，如北京方言；三是上述媒介和语言得以传输和发生影响的更大的“媒介场”——物质型环境，指人们在其中生活和体验的特定城市街区情境如胡同。以第一代京味文学为例，讨论的顺序恐怕恰恰需要倒过来。第一，京味之产生，依赖于媒介和语言得以传输和发生影响的特定物质型情境——胡同。如果没有京城特有的胡同情境及其特殊作用，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及其街坊邻居就无法通过他们的生存活动而“制造”出京味来。在这里，胡同就是京味得以制造的物质型媒介场。第二，京味还与北京话密切相关，这是不言而喻的。老舍正是紧紧依靠这一故都土语(媒介)而开创了京味文学。第三，京味文学的生成同时也取决于京味文学作品得以在读者中传播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正是通过对于这些机械印刷媒介的阅读和品评，京味文学之独特滋味才被读者所发现。 需要注意到，在京味文学的演变中，媒介及媒介场的变化起了无可回避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京味文学在第一代和第二代都主要是以胡同、北京话和机械印刷媒介的力量而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在第三代就不得不依靠新的媒介因素了。第一，胡同被京城大院所取代。大院文化的代表就不再是普通胡同居民，而是党政军机关的干部及其子弟了，如王朔《顽主》中的于观、马青、杨重等。第二，来自干部子弟的语言虽然还是可以被归结为地道的北京话，但却是经过富于统一的政治色彩的普通话过滤的北京话了，这种大院北京话与老舍笔下的胡同北京话显然区别明显。第三，报纸、杂志和书籍诚然还是这一代京味文学的主导媒介，但影视媒介的作用却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盛了：1988年王朔一人竟然有3部小说(《顽主》、《浮出海面》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同时被改编成电影，致使那一年被称为“王朔年”。其后紧接着就出现他参与策划的《渴望》、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和《爱你没商量》等电视剧，以及被改编的《永失我爱》、《无人喝彩》、《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片，这些影视作品陆续把他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从文坛内部一直推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有力地促成了《王朔文集》(4卷)的持续热销。王朔的新京味文学在文学圈的走红推动了影视改编，而影视改编又回头强化了京味文学的影响本身。正是借助影视的鼎力相助及其特有的媒介冲击力，以王朔、王小波和刘恒等为标志的京味文学第三代形成了，轻易地向全国文学界扩散着京味文学的新风貌，也回头让读者去重新品味此前的前两代京味文学，使他们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