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香港和澳门都已回归有年，曾因政治因素而掀起的研究热潮早已降温，浮华散去之后（也是在“起步”二十余年后），回顾已有的成果和面临的“瓶颈”，如何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史料基础与现实依据等“基本建设”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为坚守者思考的重心，应该说，研究者们的努力颇有成效，已初步展现出某种学术“突围”的气象。 一、在时空之辨与“整合”、“离散”及“后殖民”视野中重绘文学地图：对子香港文学史撰写的反思与实践 反省香港文学研究，“文学史书写”是一焦点。内地学者的香港文学史著众多，拓荒意义勿庸置疑，但在史料基础与批评逻辑上也难免“可疑”之处。在若干显而易见的外界因素之外，反思我们书写香港文学史的得失，明晰其学术探索价值与困境所在，进而寻求突围之路，是研究者们更为关注的问题。 2003年伊始，黄子平以一篇短论《香港文学史：从何说起》（注：《香港文学》2003年1月号。）提出文学史的“另类叙述”设想。在列举了内地与香港学者几种不同的香港文学史叙述“起点”之后，黄子平一方面对内地“生产”文学史专著的“叙述模式”提出批评，一方面对文学史论述以“香港主体性”的产生作为标尺表示质疑，认为这是以“时序”开展叙述的文学史不得不面对的共同困境，进而提出：“能不能以空间性压倒时间性的方式来叙述香港文学史？在这种叙述中，‘影响’‘发展’‘流派’‘思潮’等等不再占有支配性能指的地位。‘香港文学’将被视为以‘香港’为地标的众多文本的‘运转’，以‘作品的关系网络’的形式呈现，讨论的将是文学空间的种种切割、分配与连通。文学史的‘编写’转换为文学地图的‘测绘’。”对香港与香港文学的“主体性”、“本土性”的寻求，不但是九十年代香港文学创作凸显的心结，也是一些香港本土学者质疑内地的某些香港文学史叙述的“中原心态”的思想背景之一，而作为一个从内地到香港的学者，黄子平或许更能知觉两地视角各自的局限与遮蔽，“以空间压倒时间”的方式重绘香港文学地图的设想，因而也具有了某种超越性的视野。 黄子平的文学史“另类叙述”设想，折射出台港文学乃至整个华文文学研究中一个基础性的、事关学科立足点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台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与传统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的关系？台港文学进入内地学者视野，其实从“空间”的向度冲击、丰富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重写文学史”的思考，揭示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新“整合”研究的可能性，因此，围绕这一问题，在台港文学研究的“圈里圈外”和内陆、香港两地学者之中，都不断有探索的倡议和实践。刘登翰在八十年代即提出了建立于“中国文学整体视野”之上的“整合”观，近年来更不断阐释、完善其“分流与整合”理论，并对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基础性概念做清理辨析的工作（注：刘登翰：《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刘登翰、刘小新：《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清理》，《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他所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可说体现了他的理论设想，是众多香港文学史中值得关注的一部。近年来大陆编著的文学史类著作，多把台港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曾经缺失的“板块”纳入其中，以弥补以往文学史其实是“大陆文学史”的缺憾，但这种板块拼接的方式显然过于简便，台港文学的真实个性往往淹没于资料与现象简单罗列、叙述逻辑含混的状态中。而在两本影响较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台港文学却付之阙如，两位著者、编著者不约而同提出：台港文学史的书写，“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需要“提出一整套整合文学史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只能暂且空下。香港学者陈国球在刚刚出版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专章以“中国文学史中的香港文学”为对象，颇为细致地分析了内地学者“把‘香港’写入‘中国’”的种种方式，清理线索、批评缺失之外，提出了不少值得琢磨的文学史“入口”，如，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与内地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如何传承变奏？香港的文化环境如何与现代文学传统衔接？香港七十年代以还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又如何建构着与大陆学者不同的面貌？同时，该书另有专章讨论香港作家叶辉的并非文学史专著的文学评论集《书写浮城》。作为参与、见证香港文学发展并对其特殊性有着感性体认和辨析自觉的诗人，叶辉持续几十年的观察成为一种关于香港文学的记忆之书，蕴涵着“个人化的文学史”意义，其中涉及了不少香港文学史的理论问题，诸如香港“文学史的兴起”，“香港与中国”的历史纠葛在文学创作中层现的复杂形态，“港味·粤味”与香港文学的语言问题，以及与华南、上海对照可见的香港文化位置，等等。与上一章的批判对照，对这些富含重构文学史意义的细节的清理，毋宁是从正面提示香港文学史书写中需给予更多关注的层面。这种来自香港本土学者的建言，应该可以给内地的文学史反思注入新的动力。 近年来内地学者建构文学史整合理论的成果，以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如“（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华人文学”、“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为代表。黎湘萍的《族群、文化身份与华人文学——以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史的撰述为例》（注：《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从刘登翰的“整合”想象和台港澳文学史撰述在分期、文体和作家身份界定上出现的某些逻辑混乱现象出发，从“理论”和“史料”两个层面考察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史进行“整合”研究的可能性和目前的困境，进而提出了“华人文学”及其相关概念来解决这一困境。“华人文学”有意消除以往“中国文学整体观”提法中的政治含义，而立足于“华人心灵史”，从而有可能避免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分歧的过度纠缠；对“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辨析，着眼点不在于界定研究范围的学科命名，而在于寻求一种有效的理论思维方式：“这个‘整合’的描述，从大的方面说，恰恰可以呈现出华人文学的‘流动的’‘现代性’特征，以区别于相对稳定的‘中国古典文学’；从具体作家而言，也可以合乎逻辑地描述其流动性和经验的变异性。”这一理论想象在香港文学中的实践空间无疑是具有诱惑力的。 黄万华多年来致力于以“生命整体意识”“将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三大板块的汉语文学整合成某种宽容、和解而又具有典律倾向的文学史”，即“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史”（注：作者已出版专著《中国和海外：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史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2003年连续发表的《战时香港文学：“中原心态”与本地化进程的纠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台港澳和海外：“五四”新文学的应和与背反》（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3期。）以及《乡村中国叙事的终结和三城文学格局的形成》（注：《香港文学》2003年12月号。）多篇有关香港文学的文章，都是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将香港文学放在五四后“民族新文学”的大视野下，如论者所说，“会引起文学史理论的某些深层次调整”。比如对战时香港文学的研究，论者立足于翔实史料，梳理“南来作家”将香港建设成战时全国性文化中心以服务抗战的“中原心态”与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的复杂纠结，指出香港文学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不应被淹没于内地抗战文学理论中。而在探讨“五四”新文学如何催生台港澳乃至海外新文学时，黄万华对香港新文学发生缓慢的缘由的思考，也有不同于以往香港文学史论者的地方：一方面强调香港文学的“包容性”来拓宽对于香港旧文学余脉绵绵现象的理解，一方面根据白话文以北方“官话”为载体的事实，指出“五四新文学从语言变革开始的突破也较难在受粤方言支配性影响的中文书写中产生历史性震撼”。
